家养动物的驯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家养动物的开发和利用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丰富了人类的精神文化世界，甚至促进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加速发展。例如，马的驯化和骑乘术的发明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及北美洲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与马、羊等从其他地区传入中国的家养动物不同，猪是古代中国人独立驯化的家畜，与延续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相伴相行。

　　从野猪到家猪

　　近年来，动物骨骼形态学、碳和氮稳定同位素与古基因组等科技考古研究，极大丰富并拓展了我们对史前人类驯化家猪多重细节的认识。例如，河南渑池关家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7500年的猪骨，就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家遗址位于黄河南岸的一处高土台上，北面为王屋山，该遗址先民主要通过狩猎和采集的方式获取野生资源。其中，猪在哺乳动物遗存中的数量最多，比例约占30%。绝大多数猪都在1.5岁至2岁未成年时死亡，且均为雌性。这与自然环境中野猪群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并不相同，而是遗址先民对猪群进行管理的结果，体现了古代人类的养猪策略。而且，有1件猪下颌骨呈现齿列扭曲的现象，其第一臼齿和第二臼齿没有在牙槽中生长整齐。这可能是因为体型大的野猪在向体型小的家猪转变过程中，下颌骨和牙齿由大变小的速度不一样，即下颌骨变化快，牙齿变化慢。

　　上述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齿列扭曲等证据说明，当时的人类虽然已经对猪进行管理并开启驯化之路，但关系仍相对松散。关家遗址猪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的食性分析结果显示，猪的食物主要来源于野生资源，可能还有少量来源于人类的食物或食物残渣，也就是说，人类主要通过放养的方式管理猪群。在放养模式下，猪群能够从自然环境中觅食，也能够与自然环境中的野猪进行交配并繁殖后代。它们的后代依然与人类发生联系，在人类居址和自然环境中觅食、繁衍生息。

　　根据测量数据，关家遗址猪牙第二臼齿的长值和宽值与野猪接近，较家猪饲养业已成熟的仰韶文化中期灵宝西坡遗址（距今5500—5000年）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望京楼遗址（距今4000—3500年）的猪牙明显偏大。可见，尽管人类已经对关家猪群的年龄和性别进行管理，在文化属性方面可将其认定为家猪，但由于它们的牙齿尺寸仍较晚期家猪偏大，在生物学属性方面应为野猪或处于向家猪转变过程中的野猪。对体型变化细节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家养动物驯化过程中的文化属性和生物属性的非同步转变，以及家猪驯化早期阶段的复杂性和驯化过程的渐进性、漫长性。

　　圈养与针对性选择

　　随着史前社会逐渐发展，人与猪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人类对猪群的管理方式从放养逐渐演变为圈养，家猪驯化的漫长过程在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6000—5000年）发生质变，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粟、黍等农作物种子在遗址中大量出现，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相对成熟的农业社会建立起来。在这一背景下，猪的数量在遗址哺乳动物中占绝对优势，比例可达80%，甚至超过90%，可见猪在人类生业经济中的重要性，说明当时家猪饲养业的成熟发展。第二，西坡遗址猪牙较早期关家遗址明显变小，与年代更晚的望京楼遗址猪牙大小接近，说明西坡猪在生物学属性方面也已经转变为家养动物。第三，西坡遗址猪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猪的碳值与人类接近，表明人类的农作物或其副产品已经成为猪的主要食物来源。与长期在自然环境中觅食的野猪食性不同，西坡遗址猪的食性很可能是人类通过圈养的方式控制猪摄入的食物造成的。

　　为什么会对猪进行圈养并控制繁殖？原因是人类可能已经形成选育意识。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当然不具备现代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知识，但是他们能够通过观察表型特征进行针对性选择，将目标物与其野生祖先建立生殖隔离，从而完成选育。例如，从距今8000年前开始，粟和黍的种子宽度缓慢增大，经短时间加速后，在距今5000年前达到最大值，此后变化不明显。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认为，这一变化就与人类的选育意识有关：植物种子在数千年间缓慢变化、逐渐变宽，一旦人类形成选育意识，驯化便会加速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无独有偶，多项科技考古分析结果也表明，家猪驯化过程中，人类对猪的表型特征进行了针对性选择。第一，与植物驯化过程中种子由小变大不同的是，家猪在驯化过程中体型由大变小。前述关家遗址猪牙偏大，而西坡遗址的猪牙较关家遗址明显变小，说明家猪驯化过程中猪牙在逐渐变小。望京楼遗址与西坡遗址猪牙大小接近，说明猪牙变小的过程在以西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结束，此后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猪牙的尺寸趋于稳定，这种“稳定”很可能就是人类对体格大小这一表型特征的针对性选择的结果。第二，家猪黑毛色基因的高频出现。一般而言，野猪毛色以棕色为主，还夹杂黑色和灰色形成保护色，而家猪毛色则以黑色为主。虽然野猪的毛色基因也包含黑色，但是频率远低于在家猪中的出现频率。在对磁山、庙底沟、郑韩故城等遗址猪的古基因组研究中，导致黑毛色的等位基因至少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庙底沟遗址，而且古基因组研究分析的两例庙底沟遗址的猪样本中都检测出黑毛色基因。此后，黑毛色基因的出现频率在中国北方地区逐渐增加，说明人类对毛色这一表型特征的针对性选择。

　　与早期文明相伴相生

　　对猪进行圈养也是史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与复杂社会的形成和早期文明的发展相联系。与圈养有关的考古材料最早可以追溯到姜寨遗址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距今6600—6000年），两个圆形牲畜围栏位于整个村落的中心位置。姜寨遗址的房屋大小、房屋和灰坑（窖穴）的布局以及墓葬随葬品等相关研究显示，当时社会内部尚未发生分化，所以围栏里的牲畜应是整个村落或村落中多个家庭的集体财产。自仰韶文化中期开始，社会内部出现分化，复杂社会初见端倪。中心聚落西坡遗址出土超大型房址，壕沟底部出土两具用于仪式性活动的整猪骨架，墓葬中的随葬品多寡不均，还出现权势和身份象征物的随葬品。另外，大河村遗址分间房屋和套间房屋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家庭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地位的独立性较仰韶文化早期有所增强，财富创造和占有方式也应与前期有区别。这一背景下，猪很可能从集体财产转变为少数家庭或单个家庭的财产，这就更需要通过圈养的方式进行保护并明确归属。可见，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圈养等家畜管理方式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圈养还能够防止猪群破坏农作物，缓解其与人类食物的竞争关系。仰韶文化时期农业和家猪饲养业显著发展，随着遗址周围田地范围的扩大和遗址中家猪数量的上升，放养的猪群可能会踩踏遗址周围的田地，啃食、破坏地里种植的农作物，造成农作物损失。动物考古学家袁靖曾提到，他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落户时，发现各家饲养的猪可以在寨子里自由活动，但无法通过上锁的寨子大门到附近的农田中觅食，这种做法就出于对农田的保护。

　　仰韶文化时期以来，猪一直是我国多个地区人类的主要肉食来源，人与猪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还在古代汉字的构词中有所体现：晚商时期殷墟甲骨文和两周时期金文中的“家”字描绘的就是屋檐下的猪，明确表达了猪在人类家庭中的位置及其与人类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延续至今，古基因组学研究显示，现代中国北方地区各品种的猪仍保有以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古代猪群的多数基因。可以说，史前人类的驯猪实践深度参与到复杂社会形成和早期文明发展的过程中。

　　当前，中国家猪驯化的多项科技考古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具备世界领先优势。未来，随着更多科技分析结果的深度融合与综合阐释，考古学家当能提取早期人类驯化家猪的多重细节信息，向世界贡献中国考古学的经典研究案例。这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中国科技考古联合攻关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展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高水准和新进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