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集团化”路径

2026-07-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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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在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期、城镇化进入“下半场”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定调性会议。会议明确指出,“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发展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并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作出清晰的发展定位。与此同时,“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由此可见,“集团化”已成为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新趋势,但各地落地实践仍存在诸多堵点卡点,城市发展模式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
  提质增效顺应城市发展需求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由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为主。2011年末,中国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202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67.89%。这一数字背后的深层变化值得关注,即城市发展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21世纪以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以上,其中2011年增幅最大,当年增长1.32%。然而2021年之后这一数据下降到1%以下。与之相伴的是,以往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城市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2021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达到历史峰值8.7万亿元,此后便一路下滑。这也意味着,城市大规模扩张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城市发展提质增效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完成了从“造城运动”到“人民城市”的根本性转变。在21世纪二十余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外延式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土地和生态容量,城市宜居性亟待提升,大量老旧建筑和公共设施有待更新,城市居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的需求不断涌现,城市发展必然需要转向存量提质。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强化重点领域污染治理和重要湖泊保护治理,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有序提高沿线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水平,正是对人民城市建设理念的生动践行。事实上,人民城市理念的确立,意味着城市发展的评价标准从GDP导向转向民生福祉导向,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宜居宜业宜游、城市韧性安全,成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核心维度。
  以破“内卷”促内涵式发展
  在技术与制度变革的双轮驱动下,中国城市发展模式也将面临更新换代。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一批未来产业将重塑城市产业格局和空间组织方式,既带来智慧城市治理的新机遇,也对传统城市功能定位提出挑战,城市群、都市圈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同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行政壁垒、推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导向,倒逼各地摒弃“各自为战”,走向一体化协同发展。因此,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模式,也将呈现“集团化”趋势,而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是中国城镇化“下半场”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可以通过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有效避免城市之间的恶性竞争。
  交通运输部2026年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29个都市圈以全国约10%的土地面积吸纳约45%的人口、承载约60%的GDP。然而,城市群和都市圈的一体化程度仍显不足,内部缺乏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城市间互动不足,甚至壁垒森严,“内卷”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2026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涵盖网络货运、移动电源、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重点领域。当前,各类大中小城市“步调一致”地布局光伏产业园、新能源汽车基地,造成产能过剩。同时,低空经济作为“十五五”期间重点打造的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俨然成为各地争抢的“风口”。截至2026年3月底,31个省级行政区全部将低空经济写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指出,目前,超过100个省、市地方政府出台了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规划或实施方案。事实上,各地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一哄而上布局低空经济,并不契合多数城市的比较优势。无序竞争带来的必然是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阻碍城市内涵式发展和人民城市建设。
  走好“集团化”协同发展之路
  发展城市群、都市圈是城镇化未来演进的大势所趋。国家多部委高度重视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但如何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落实城市发展提质增效,关键在于各地同步更新发展理念、统一协同行动。
  第一,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抓手,深化城市组团协同。“内卷式”竞争涉及地方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多方利益,地方政府出于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考量,容易产生重复投资、盲目上马同类产业项目等行为。因此,优化地方政绩考核体系势在必行,应弱化各地在经济增速上的片面攀比,如降低单一GDP考核权重,增加跨区域合作、协同发展、环境污染、收入差距、犯罪率等指标的比重。一方面,可适当减少对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考核,将更多城市发展评价权重交由群众掌握,从根源上引导各地深耕城市提质增效。群众“用脚投票”形成自下而上的评价反馈,是衡量城市发展成效最直观的标尺。另一方面,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应明确城市发展定位,建立城市群层面的利益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让合作者受益、让守规者得利,通过这套机制推动人口、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城市群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第二,锻造差异化核心优势,推动大中小城市多元互补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错位发展,不搞同质化竞争”体现了党中央对未来城市发展的构想与要求。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不断证实城市的发展同样存在分工合作,如超大特大城市发挥人才多样化集聚的优势,致力于创新创造,而中小城市的优势在于将新产品付诸专业化生产。中国城市的创新回报呈现出一种“高端聚集、梯次扩散”的格局,创新回报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头部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以及以杭州、苏州、南京、成都、武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而以昆山、绵阳、晋江、宁波、景德镇等为代表的专业制造城市,同样可以通过自身特色化发展享誉全球。因此,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核心要义,是推动大中小城市依托“集团化”模式各展所长,形成多样化、互补式的空间发展格局。
  第三,顺应城市发展新趋势,坚持集约高效发展。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提升资源和空间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现绿色低碳智慧发展。全球相关研究发现,远程办公已将经济活动从城市中心向外分散,形成所谓的“甜甜圈效应”——市中心商务区冷清,而周边区域活跃,让城市从“生产中心”转向“消费中心”。同时,数字技术打破城市物理边界,搭建互联互通的“数字腹地”,推动都市圈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网络化格局转型。这就要求城市发展必须拥抱未来发展趋势,从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中走出来,集约利用有限发展资源,均衡配置公共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分散化生活需求。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编辑:问严锴(报纸)王晏清(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