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以大量的书信，回应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和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质疑，在驳斥“经济唯物主义”“历史宿命论”等错误言论的同时，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还完成了一项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将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体系锻造成研究历史的方法论。这集中体现在恩格斯1890年8月5日和10月27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9月21—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和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之中。考察这五封书信，可以清晰地看到恩格斯逐步揭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的方法论意蕴。

　　确立经济关系决定作用的根源分析法

　　恩格斯确立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归根到底”决定性因素，驳斥了“经济唯一决定论”，这是一条贯穿始终、唯一有助于人们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红线。“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性因素”说明经济不是历史发展的全部因素，而是在众多因素中起最本原、最重要作用的因素；“归根到底”限定了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方式与程度，它经过无数中介环节、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呈现终极性制约。至于“经济关系”的概念，恩格斯作出了宽泛而有弹性的界定：它包括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交换产品的方式，涵盖了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地理基础、种族等广泛因素。这表明，研究者在分析历史现象时要兼顾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政治、法律、人的意志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随机结合都会使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历史发展的进程就呈现出必然规律和偶然事件的统一，偶然性具有表象和补充的地位以及作用，占统治地位的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经济关系决定作用的根源分析法指导我们，要弄清楚历史发展总规律与具体事件偶然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事件，既要从表面的直接诱因来探寻，偶然性的导火索会改变历史进程的具体形式、快慢与细节；也要看到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经济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终极根源。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多大影响，都必将为自己开辟道路，它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历史上所有偶然现象都离不开经济发展的轴线，对历史现象考察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与它平行而进。

　　提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分析法

　　恩格斯提出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解决了过去“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的问题。恩格斯坦言过去“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而忽略了“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可见，只掌握内容是不够的，还要掌握这些结论如何被运用于具体的历史分析。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的观念除了由经济决定之外，还会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自主前进。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在世代传承中会积淀一定材料，这些材料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独立的发展道路。这迷惑了大多数人，让人们感觉意识形态仅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以至于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要破解这种迷惑性和复杂性，恩格斯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尽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

　　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分析法指导我们，要弄清楚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存在条件、发展规律。对历史要原原本本地研究，不能断章取义，不能肢解、套用历史唯物主义，要下功夫去钻研经济学史、工业史、农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的内容。既要寻找时代经济土壤，掌握它们以何种方式从经济事实中产生出来；也要梳理思想自身流变，了解它们有怎样的自主发展逻辑。同时，研究者还要注意经济只决定思想家选择、改造原有思想资料的方向与立场，并不能凭空直接创造出思想。所以，像法学、哲学等部分学科的理论演化遵循自身逻辑，不能事事都立刻找当下经济对应。

　　剖析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机制分析法

　　恩格斯剖析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反作用，修正和完善了早期创立唯物史观的不足。“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因为“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为了对抗唯心史观的精神决定论，早期唯物史观把重心放在论证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上，而忽视了对其他因素作用的阐述。因此，恩格斯反复强调“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从而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完整地阐述清楚了，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尊重，使唯物史观具有更为全面的性质。为进一步说明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具体运行机制，恩格斯还专门论述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影响：如果国家权力和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快；相反，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历史分析法指导我们，要弄清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研究和分析历史不能只看经济如何塑造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还要反向考察制度、政策、思想如何重塑经济走向。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一旦形成，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对经济产生影响，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体现，为我们研究历史发展的内部结构提供了重要分析工具。

　　创立历史合力分析法

　　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合力论”，彰显了研究历史“见物又见人”，驳斥了“历史宿命论”，通过分析历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告诉研究者，如何认识历史中“人”的力量。恩格斯用形象化的比喻向人们展示了历史的生成机制：“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这揭示出，历史不是经济单方面自动生成，而是无数个体意志、阶级力量、上层建筑因素相互碰撞、抵消、融合形成的总合力，同时，合力发展趋势受经济条件制约。因此，认识历史既不能简化为对经济因素的单向度还原，也不能夸大对个人意志的无限崇拜，而要在二者之间的张力结构中探寻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

　　历史合力分析法指导我们，要弄清楚个体意志与经济规律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历史发展的参与要素是纷繁复杂的，既要客观评价制约合力发展大方向的经济条件，又要分析当时社会阶层、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既要考察国家、法律等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强力干预，还要考察思想、宗教、历史偶像等意识形态对历史起到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为避免单线历史宿命论，在研究历史时把这些力量加权考察，进而探索为何出现历史发展进程的曲折、偶然、偏离纯经济逻辑的现象。

　　当恩格斯在这五封回信中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为“研究工作的指南”和“引线”时，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理论自身的方法论自觉——理论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在于提供分析问题的方法。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重大贡献，其深刻意义在于：当唯物史观被简化为可供随手取用的“公式”而非必须艰苦操持的“工具”时，恩格斯百年前的警示便构成了衡量研究是否真正进入“方法论自觉”状态的根本标尺。

　　（作者系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