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是中国古代王朝为经略边疆地区，组织大批军士到边疆屯垦戍边而形成的聚落形态，其中还包括一部分移民边疆而形成的商屯聚落和民屯聚落。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大量军民到边疆屯垦，为边疆地区带来劳动力和新生产技术，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融，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及边疆内地协同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虽然绝大多数屯堡已逐渐淹没于一般乡村聚落之中而无法识别，但在贵州、滇东北、川西、甘肃、青海等地仍有活态屯堡传承至今。这些屯民后裔仍保留祖先的生活场景和风俗习惯，代代相传，其中尤以黔中地区的集中连片分布最为典型，成为我们了解古代生活与文化的活化石。

　　屯堡聚落促进边疆地区经济交往。屯堡是边疆与内地经济交流互动互补的重要场所，在促进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部屯堡经济史，也是一部边疆经济开发史。屯堡移民由内地迁往边疆，给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新生产方式和高产农作物，极大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同时，一些边疆特有的农作物以及生产经验也被屯堡人接受，并传入内地，从而实现了内地与边疆在经济上的交流互动互补。

　　首先，屯堡聚落对边疆经济的推动体现在农业的发展上。屯堡人口的聚集为边疆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积极开垦荒地，将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转化为肥沃的农田。汉武帝通西域后，在轮台、渠犁、仑头等地屯田，每处数百人，以解决边疆军民的粮秣问题。此后，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汉朝的屯田行为还对原本以游牧为业的匈奴人产生了影响，如《汉书·西域传》载：“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至明代，屯堡聚落对边疆农业的推动更加明显。在东北地区，明洪武至永乐年间，辽东辽左等25卫屯田达25370余顷，屯粮可岁入716000石有余。在陕北，仅弘治十五年（1502）就在花马池开垦田地1万余顷。贵州都司辖下18卫2直隶所至嘉靖年间已逐步发展为军户72273户、261869丁口，开垦农田99823.82亩，卫所屯田科粮的数额一直远超府县征收的税粮。

　　其次，边疆屯田还推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汉代以来在长城沿线的屯田，使农耕在这些地区得以普及，这些游牧区向多种经营方式的转变，进而形成农牧交错地带。明代以前，贵州地区百姓的生活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种，樵猎为生”，明代以后受屯堡的影响，牛耕开始渐次推广，出现了“村村卖剑买牛耕”的景象。明代贵州的农田水利建设也得以大力推进，屯堡人带来了沟渠法、凿井法、开塘法、作堰法、梯田法、水车法、枧槽法和连筒法等水利方法，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其中，安顺鲍家屯的水利工程沿用至今。

　　最后，屯堡聚落作为内地与边疆的纽带，极大推动了两地农产品的双向流通。汉代屯堡人在西域屯田，将内地的小麦、粟米引入，同时把当地的石榴、葡萄、苜蓿、核桃等农作物带回中原。唐宋时期，内地水稻种植技术传入北部边疆，边疆的黄瓜、开心果、芫荽与菠菜等则传入内地。明清时期，云贵地区的军屯实现了当地“糯改籼”的谷种变革，棉花、玉米、红薯、马铃薯等也随之传入当地，促进了云贵高原农业的发展。

　　屯堡聚落推动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历史上的屯堡是边疆与内地文化融通的重要场所，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大量屯堡移民的进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逐渐传入边疆地区。同时，边疆地区独特的风俗、语言、乐器、歌舞等也传入内地，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融通，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汉武帝时期，令强弩都尉路博德修筑居延城，在此屯田戍边，留下珍贵的居延汉简，其中就包括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等典籍，诉说着两千多年前中原文化传入边疆地区的故事。今天山南麓刊刻于东汉永寿四年的刘平国刻石，有“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的祈愿，是中原汉字文化传播至西域的力证。曾为东汉戊己校尉驻地疏勒城的新疆奇台县石城子遗址，出土了大量云纹瓦当，其制作方法和装饰风格与汉代主流风格一致，反映了汉朝建筑风格在边疆地区的落地生根。

　　贵州在元代全为土司之境，明初始设卫所，广兴屯堡，其目的就是“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因此，这些亦兵亦农的屯堡军户不仅务农尚武，还将中原诗书礼义文化带入贵州。有明一代，贵州以卫所屯堡户籍中进士者57人、中举人者422人，涌现出孙应鳌、陈尚象、蒋世魁等影响力颇大的文化名人，这样的文化氛围无疑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

　　文化的交流还体现在语言、仪式、节日、地方戏曲等方面。自中原而来的屯堡移民带来了礼乐文化，使得边疆地区“冠婚丧祭，颇效中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也成为各民族共享的节日。布依族在过传统的小年“六月六”节时，除了沿袭制作五色糯米饭外，也借鉴端午节的习俗，加入了划龙舟、吃粽子等习俗。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以前没有姓氏，采取父子联名制，乾隆朝在这一地区设卫所、安屯堡后，也逐渐采用汉姓。这一地区保存下来的清代宗祠，是今贵州省内最多的。戏曲随着明代屯堡移民进入贵州，“屯堡地戏”至今仍是安顺屯堡的重要文化标签。在它的影响下，苗族“跳米花神”、彝族面具戏、侗戏、布依戏等少数民族戏曲形式逐步诞生。

　　屯堡聚落促进边疆地区民族交融。历史上，屯堡作为连接内地与边疆的重要桥梁，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的屯堡移民响应国家号召离开故土进入边疆，与当地百姓一起建设边疆，进而融入边疆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过程。

　　中国古代的民族并非固化边界、强调对立，而是仅以文化区分，以文化认同为纽带，推动互融共生，这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明代以来，迁徙至黔中安顺一带的屯堡移民，正是这一融合模式的生动践行者。他们既坚守中原文化根脉，又主动调适自身以融入边疆风土。其民居、服饰、语言等核心文化符号虽留存鲜明明代遗风，却已悄然吸纳多元文化因子：建筑上，外石内木的构造既延续了“四水归堂”的聚气理念，又适应了黔中多山的环境；语言上，既保留南直隶地区南京方言的部分特征，又适应周边族群而与西南官话高度趋同；服饰上，传承汉族传统形制的同时，衣饰纹样中融入了周边少数民族的艺术元素，清晰见证文化渐变的轨迹，因与后来的汉族相比有了差异，在清代还被称为“凤头苗”（意指来自安徽凤阳的“苗人”）。

　　在屯堡文化的影响下，有些边疆民族以中原谱系强化国家认同，如播州杨氏土司自称出自山西太原，实则为泸州一带的当地民族；清末“沙滩三杰”之一的独山大儒莫友芝自称先祖来自明代的江南江宁府上元县，实则更可能是当地布依族；出身腊尔山腹地的苗族秀才杨芳，任湖南提督后主持纂修族谱，将家族谱系上溯至汉太尉杨震；身为彝族的贵州宣慰使安氏，也建构出先祖济火曾为诸葛亮南征先锋、因功受封罗甸国王的历史叙事。这些关于祖先来源的叙事，或许与历史真实不完全吻合，但其中蕴含的文化意涵却不容忽视。它生动展现了古代边疆地区各民族主动向中原文化靠拢的价值取向，更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内在逻辑——以文化认同为纽带，超越血缘与地域的界限，在交流互鉴中凝聚共识，在兼容并蓄中铸就辉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屯堡史研究”（23&ZD25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新时代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