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侯仁之先生（1911—2013）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以下简称《一论》），即被国内同行视若经典。其中多有深意，值得一再参悟。这里引用《一论》开篇历史地理学定义中的一段文字加以分析，以求加深相关认识。

　　首句“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开门见山。1949年9月，侯先生自英国留学归来，一心希望能够建立中国自己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从1950年7月《“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发表，再到《一论》发表，侯先生已在北京做了不少推动历史地理学进入现代地理学的工作，有主张该学科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意思。

　　随后是“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1979年，该文被收入侯先生《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时，已改“景观”一词为“环境”，其他词语都没有变化。这就使国内历史地理学者有了定心丸，可以在上述学科框架、研究对象、地理变化动力源的聚合下做自己的研究工作。

　　之后是“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景观，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凡是读过《一论》的读者，大都对侯先生讲解“复原”二字的本义印象深刻（如今常理解为“重建过去的地理”）。复原过去地理的面貌虽有许多不易，需要文理科方法手段兼用，但至今仍是专业学者的追求。事实上，只要了解古今地理之关联并探讨地理演变规律，就可以将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地理学联系起来。这样做下去，学者就会走上历史地理学的道路。

　　上面的论述，涉及人类的地方为“人类历史时期”和“人的活动和影响”两处，如果与苏联地理学家卡列斯尼克所著《普通自然地理简明教程》（1960年中译本），讲述的“近年来，从古地理学中又逐渐分出一门历史地理学，它专门研究景观在人类历史时期，即在人类社会的参与和日益增长的影响之下所发生的变化”相比较，可以看出侯先生论述与这一段话的一致性。至于“人类”这个词语为什么常被地理学者使用，该书第九章里也给出了清楚的说明：“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是地球景观壳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件事发生在正当第四纪开始的时候。随着人类的出现，产生了人类社会。以后当我们为了简便起见用上‘人’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始终指的是人类社会，因为人从来不是单独生活的，他总是与其他人在一起作用于自然的。”

　　地理学包含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两大部分。但是，自然地理学者做研究时，也需要考虑人文因素，因为人类早已成为地球上的高级进化生灵（生物），是不可以也无法忽视的一种存在。

　　2020年，侯仁之先生的女儿侯馥兴、弟子唐晓峰合编的《侯仁之手稿笔记·留英期间的手稿笔记》出版，该著作收录了侯先生早年记录的学习内容。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熊璐在学位论文第三章“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批注”一节，详述了当年侯仁之研读《马克思主义旗下》这篇论文的情况，论文摘录该文段落的部分有13页，是内容最为丰富的部分，摘抄里还有划线批注处等。综观侯仁之先生这些表述，使用的关键词是人类、劳动、地理环境，共同强调的是人类的生产生活对地理环境改造的重要作用。引人注目的表述，有“劳动改造地理环境的过程即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题”，还有“研究人的活动在某一个时代如何改造了地理景观，即是‘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一句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主题：现在环绕着我们的地理环境大半是社会生产的积极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后，侯仁之先生继续沿着已有的视角观察和摹写，有《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979年，以下简称《二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992年，以下简称《三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1993年，以下简称《四论》）相继发表，侯先生当时已年届高龄，却依然展现出我国历史地理学理论家连续思考的风范。侯先生将这四篇论文编为一册，定名为《历史地理学四论》，于1994年出版。

　　《二论》所见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述中，一以贯之的是历史地理学定义所涵盖的内容，比较突出的新增内容有：

　　历史地理学的薄弱环节，是古代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它始于地质年代的“中全新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日益显著），向上可以延伸和衔接到现代地理环境。也就是作为上接地质年代，下启现代地理学的学科，这“正是历史地理学在其确定的研究领域内进行研究的主要课题”，是需要学界同行们真正认识到和努力做工作的地方。

　　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方面，分出了“未遭人类活动影响以前的原始景观”和以后发生了变化的景观两个时段。这是以北京平原作为历史地理的研究基地，借助古人类学家找到的泥炭层、环境考古学家找到的地层剖面资料来认识的，这就使历史地理学的复原工作有了一个“可靠的起点”。

　　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产生影响之后，便带来一连串的疑问。以植被为例，侯先生做了设想：北京地区的原始植被是什么时候才被大规模破坏的？破坏的后果又如何？金、元时期北京城的迅速兴起，明、清前后数百年间用炭的需要，造成原始植被以及次生林木更大的破坏，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水土流失。然而，水土流失的具体情况和过程如何？还有什么其他严重后果？侯先生表示，写作时都还不能做出确切的答复，更提不出什么定量的分析和说明。

　　需要承认的是，这是一条重要的研究思路，虽然在论述时很难落实，但如果顺着这条思路展开研究工作，会引出一连串的问题。此外，在《二论》《三论》《四论》里，侯先生论述我国历史的特点时，还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卓见：“实际上，我们不但拥有特别丰富的历史文献，更重要的是我国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通过生产斗争所带给地理环境的变化，其范围之广大、影响之深刻，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罕有其匹的。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的活动除创造地理环境中原来所不存在的东西之外，还在不断地改造着原始大地的面貌。”

　　这些活动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侯先生认为，人类活动的两个结果，一是会产生不利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如不少区域出现的人地关系失调失控问题，二是会带来大片的良田、许多城市的诞生等积极的效果。

　　从今人的认识和研究思路来说，这是两条思路、两个结果。那么，历史自身展开过程是怎样的？笔者思忖：长时段的历史上，既因地因时而异，也会因人因民族而异，倘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新技术为手段，以各个地区为研究区，一个个顺时梳理其人类开发及调整过程，厘清其样貌，再做大区综合分析处理，应是最合理的研究路径，可以做到比较精细的程度。侯先生叙述和设想的问题，就会从这里得到一个比较完满而全面、符合历史环境演进规律的解答。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