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理论贯穿巴赫金思想的整体脉络，它的核心范畴“表述”既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也是意识形态符号的载体。巴赫金通过批判形式主义的“材料美学”与“去语境化”倾向，提出表述的完整性与社会性，强调表述必须在文化语境中获取生命力。这一立场与叙事理论形成了深层的对话：表述的叙事功能使叙事研究从结构分析转向开放的、多维度的对话性探索。表述理论是衔接巴赫金与叙事理论的一个纽带，表述理论中的很多核心概念与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梳理巴赫金表述理论与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既能体现巴赫金思想的可行性与可阐释性，也可为叙事理论的跨学科发展提供哲学基础。

　　表述理论体系的建构

　　表述理论涉及文本、言语、话语、符号等范畴，它的建构以巴赫金的思想发展为脉络，呈现了一种动态化的演进过程。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在《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中初步提出表述的概念，将表述视为生活话语中有生命的要素。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巴赫金将表述与意识形态、符号、言语行为等范畴结合，确立了表述的社会性，提出表述内部的完整性通过语调、情态等要素实现，外部复杂性则体现在读者解读形成的表述链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将表述特质应用于长篇小说分析，提出长篇小说的话语是“思想内容的语言”，其生存环境是“对话化了的杂语环境”。20世纪50年代，在《言语体裁问题》中，他批判语言学对表述类型的忽视，系统分析表述的本质、边界与建构机制，推动了表述研究从语言学到言语领域的转型。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述被应用于人文科学领域，不同的涵义整体形成多层次的表述链，体现了表述的创造性与未完成性。 

　　这一发展过程表明，表述理论的建构经过了提出（生活话语）—发展（语言哲学）—实践（小说话语）—完善（言语体裁）—拓展（文本、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这个过程彰显了表述理论与巴赫金各个理论之间的关联。也说明表述理论是巴赫金整合形式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超语言学实践的成果，其桥梁作用连接了其早期的作者—主体理论与晚期的跨学科研究。 

　　表述理论与叙事理论的交汇

　　表述理论植根于超语言学理论，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对话性与意识形态性，其核心范畴“表述”不仅作为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更成为连接作者、文本与读者的动态媒介。这一理论体系与叙事学的交汇体现在对形式主义传统的共同反思与超越上。巴赫金批判俄国形式主义割裂了语言的社会性与交际功能，提出“超语言学”理论。他认为艺术形式是创作者与观察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表述通过杂语环境实现形式与社会的融合。叙事理论由此关注形式的社会功能，如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将形式视为言语行为与历史语境的交汇点。表述诗学的对话性、杂语性与未完成性为后经典叙事学提供了理论内核，布斯受巴赫金启发，关注叙事中作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多重声音，提出作者的修辞介入是道德判断的必要条件，深化了表述的意识形态功能。费伦将表述的杂语环境转化为历史语境中的读者反应理论，通过“不稳定因素”分析叙事动态，体现了表述的对话性在叙事交流中的延伸。卡恩斯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整合表述的交际性，提出“语言杂多”模式，分析叙述者、聚焦者与读者的互动，推动叙事学向修辞学转向。米勒用几何隐喻（如双曲线）象征表述的不确定性，将巴赫金的对话性转化为解构主义的意义延异，突出了叙事语言的矛盾性。凯南将表述的开放性发展为“歧义”概念，区分多重意义与反讽，强化了叙事文本的阐释张力。

　　可见，巴赫金将表述理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枢纽，一些叙事理论家受巴赫金影响，通过一些概念的发展演变，不仅重构了形式与内容、内部与外部的辩证关系，更成为连接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理论的重要桥梁。

　　相关范畴的辩证整合

　　首先，叙事主体的延伸。在作者方面，在复调小说理论中，巴赫金否定作者对主人公的绝对控制，强调主人公是具有充分价值的思想观念的作者。这一观点与布斯“隐含作者”理论相呼应，但更彻底地否定了独白型叙事的权威性。巴赫金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中提出作者对主人公的“超视”与“建构”作用，其“作者—主人公”关系模式与托多罗夫的“叙述者＞人物”“叙述者=人物”“叙述者＜人物”形成对应，但巴赫金更强调作者作为创造主体的能动性。巴赫金强调作者在文本中的“外位性”与“创造性”，突破了结构主义对作者功能的消解。这就使表述主体进一步多元化，涵盖作者、叙述者、人物及读者等多重声音，形成显在与潜在的对话结构。在人物方面，巴赫金将主人公从“客体”提升为具有内在自由、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主体”。人物通过自身话语与作者平等对话，这一特质延伸至叙事理论中的“人物行动元”与“角色功能理论”（如凯南将人物视为“结构成分”），但表述理论更强调人物的意识形态自主性。在读者方面，巴赫金也注重读者主体的激活与阐释的开放。表述的未完成性要求读者参与意义的生成，后经典叙事学由此发展出读者反应理论（如费伦的“叙事进程”），将历史语境与读者判断纳入叙事交流体系。

　　其次，文本理论的拓展。巴赫金主张文本的意义产生于作者、人物、读者的动态对话中。克里斯蒂娃据此提出“互文性”，热奈特进一步将其细化为跨文本性理论（副文本、元文本等），赵毅衡则将其扩展为“伴随文本”理论，揭示了文本与文化语境的动态关联，推动了叙事研究从封闭结构向开放网络的转型，形成叙事文本分析的多元框架。巴赫金用复调指涉叙事中多声部的对话关系，这也就形成了复调叙事的声音多元性，比如，苏珊·兰瑟将声音视为意识形态表达，费伦则探讨其叙事交流功能，使“声音”从技术范畴升华为文化批判载体。热奈特提出叙述视角的复调，通过视角转换实现主题的多维呈现。现代小说中的“多视角叙事”和“结构复调”均源于此，叙事视角的复调化增强了叙事对现实复杂性的表现力。 

　　最后，叙事交流模式的更迭。巴赫金将文本视为“作者意图—作品形式—读者阐释”的动态整体，其“杂语性”概念为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与米勒的“双曲线叙事”提供了理论基础。巴赫金将表述视为符号与意义的交汇点，强调符号在社会语境中的动态意义生成。这一思路影响了叙事符号学对文本意识形态功能的关注。另外，巴赫金对“可能世界”的探讨（如人物亚世界）为叙事学提供了逻辑框架，瑞安、艾柯等人据此构建了文本宇宙模型，使虚构世界的哲学分析与叙事技术结合。

　　总之，巴赫金表述理论以其宏大的理论架构与不断完善的理论体系，通过“批判—建构—延伸”的逻辑链条，并经过后经典叙事学的拓展实现了表述理论学术生命力的延续。表述理论与叙事理论的结合不仅弥补了叙事学的局限，更推动了叙事学向动态、开放、跨学科方向的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巴赫金表述诗学对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影响研究”（22FZWB0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