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洲共同体思想的代表，“乌班图”概念来源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多个部族的谚语，最典型的表达是祖鲁谚语中“我们在，故我在”（umuntu ngumuntu ngabantu），昭示着一种“关系性世界观”，强调个体的存在、价值与意义都通过与他者的联结和参与共同体而获得。乌班图与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个体主义有明显差异，可被视为一种全新的共同体哲学。这样一种共同体哲学在思想内涵上可以从实践、伦理学、时间观和本体论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在实践层面上，它意味着一种强调“共在”优先的关系主义立场，个体不是作为先于共同体而存在的独立实体被预设，而是始终嵌入在一种“共在结构”之中——即个体参与由众多个体相互依赖构成的关系网络，从而得以“成人”，获得完整的“人”之定义。“成人”当然不仅是自然和生理意义上的，而是个体通过共同体认同和文化参与获得的生成过程，包括参与宗教仪式、节庆与日常信仰活动等。通过这些参与，个体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内化共同体价值，并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例如，在非洲广泛存在的祖先崇拜体系中，共同体成员通过集体性仪式与祖先保持超越性的精神联结，从而维系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个体也由此获得真实的存在基础。唐普尔（Placide Tempels）在《班图哲学》中以刚果地区的班图人为例，论述了非洲的这种共同体优先的观念。可以说，“乌班图”是人类历史中最为鲜明的共同体思想范式之一：“成人”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处于共同体关系结构之中。共同体不仅不是众多个体确立之后的集合，反而是个体存在的前提与意义之源。因此，共同体的价值优先性并非意味着集体对个体的压制，而是揭示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彼此成就、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
其次，按照梅茨（Thaddeus Metz）的看法，以乌班图为代表的非洲共同体哲学还提供了一种伦理框架：共在和参与就是伦理上的善，是有正面的道德内涵的。正是“共在”使个体具备了成为“人”的可能性，除了存在论上的可能性，还有在道德和社会意义上的可能性。南非神学家德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强调，人性就是共同存在，参与、分享、和谐、友善就是最大的善，“乌班图赋予人们坚韧不拔的力量，使人们在消除去人性化的斗争中得以生存，并保持人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人性和善所指的是一种模态关系，即不仅仅是实际参与行为，而更重视个体建立和谐关系的潜在能力。在部落中，个体首先是由于其“可参与性”与“共在能力”而得到尊重的。当然，这种个体能力的不断实现，与他人建立友爱关系、参与共同体生活，也会不断塑造并强化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身份。按照乌班图思想，共在和友情被等同于道德养成和个人人格塑造，这既不同于西方传统的道德形而上学，也不像中国儒家的道德哲学，后者更重视个体的德性修炼。
再次，乌班图还意味着一种时间观，人们通过与他人共在、参与事件、回应历史、延续祖训，从而使时间获得意义。非洲的共同体哲学本身就包含了伦理倾向，凝聚共同体的要素包含祖先的教诲、长者的智慧、群体的记忆、土地的历史，这些并非静止的传统，而是在当下事件中活生生地发挥作用的伦理资源。这些具备可靠性的要素都是从过去而来，代表了传统，与此同时，未来也并非一个可以随意规划的自由场域，而是一个由过去和现在共同孕育出来的潜在空间。按照乌班图思想，个体并非孤立的抉择者，而是带着关系参与事件的，是对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回应。在共同体中展开的生活实践不仅撑开了一个伦理化的事件空间，而且也规定了时间的建构方式。在非洲的共同体哲学中，“时间”从不是一个中性的、可被分割的度量单位，而是一种面向过去的情境化、社会化、伦理化的维度结构。比如很多非洲部族会用农作物种植、家畜蓄养等具体流程来刻画和理解时间，会基于生产经验、通过人类与自然中动植物的互动来把握时间周期。还有赤道附近的一些部落，会将一年视为包含两个雨季和两个旱季，当这四个季节性阶段完成后，一年也就结束了，如此一来有些年份可能是350天，而有些年份则长达390天。
最后，在本体论层面，乌班图思想的根本目标指向的是“生命力”的增长与充盈。作为一种动态的、精神性的能量，生命力在非洲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在《班图哲学》中，唐普尔就将“生命力”视为非洲哲学的核心概念，提出“力的本体论”。同时，生命力也构成了道德价值与伦理行为的最终参照，有助于生命力增强的选择和行为便是善，反之则为恶。这样一种生命力并非孤立于个体之中，而是一种通过关系、互动和交往才能增长的存在方式，因此共同体就成为生命力实现的必要场域。生命力的增长与维系有赖于个体在劳动、仪式、祭祀、知识传递等形式中的积极参与，只有在这类具体的参与活动中，个体的生命力才能被激发、维持与提升。从更宏阔的视角看，以生命力为最终目的的乌班图，就不仅是一种伦理和实践上的要求，更是宇宙运行的基本法则。基于乌班图这一观念，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祖先之间的参与性互动构成了生命力流动与转化的基础。祭祀活动、日常劳动、代际传承不仅是仪式性行为，更是激活生命力循环的实践形式。“共在”并非外在加诸的责任，而是作为生命力之中介的个体通往终极目标的必要路径。这一伦理结构实现了从本体（生命力）到伦理（善恶的标准）到实践（共同体生活）之间的闭环。
以乌班图为代表的非洲共同体哲学在20世纪的非洲反殖民斗争中成为非洲社会主义的观念基础。今天，在那些延续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土著非洲社区中，乌班图思想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社区在长期的文化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深刻塑造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存在关系。尽管现代性浪潮正在不断改变非洲社会结构，使个体主义因素逐渐渗透其中，但传统土著非洲社会中所承载的共同体理念仍然构成我们今天理解非洲哲学与伦理精神的核心视角。同时，作为一种与西方传统迥异的思想资源，以乌班图为代表的非洲共同体哲学对于当下世界的观念困境和新技术时代的生命经验也有着明显的均衡性意义。
首先，乌班图思想强调的共同体相对于个体的优先，克服了西方现代理性主义传统下自我中心论和个体主义倾向，后者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代性背景下个体生存的危机和意义的空乏。按照乌班图的理念，个体不再是自足的主体，而是被嵌入亲属、社区与祖先网络中的关系性存在。人格的生成也不再被视为内在理性或先验权利的自然延伸，而是在交往、承担与回应中逐步获得的社会性成就。正是在共同体中、通过与他者的联结，个体才得以“成人”。在极端世俗化的现代世界，抽象的形而上论断逐渐退场，新技术让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的地位变得可疑，传统和过去被科学主义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与之相比，由共同体所承担的意义系统和价值规范无疑更为稳固，基于传统的行动选择和意义建构更能体现共在的律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均衡今天的虚无主义倾向。非洲的共同体哲学不仅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他者论路径，也向现代社会中愈发原子化的生活方式发出根本性诘问。按照乌班图的思想，自我不是通过内在反思确立其存在，而是在回应他人、承担关系中获得存在的真实。
其次，当大数据和优绩主义不断蚕食现代人的个体自由时，以乌班图为代表的非洲共同体思想并没有以集体否定个体，而是如梅茨所言，通过一种基于模态关系的共同体思想，实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为个体的发展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在乌班图思想中，个体参与共同体，并非出于集体主义的压迫，而是一种主体的能力和自由的德行；同时，生命力的增长则使个体的“成人”契合于宇宙生成的节律。
最后，以乌班图为代表的非洲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家庭之爱和友善等基本情绪，是弥合现代社会裂痕的良方。乌班图所主张的“关系性存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非洲部族家庭中的“亲属关系”。尼雷尔（Julius Nyerere）将斯瓦希里语词“乌贾马”（Ujamaa）视为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个词意为“团结在一起”，通常也被译为“家庭精神”。这里的“家庭”是广义的，“必须继续扩展——超越部落、社区、国家甚至整个非洲大陆——去拥抱整个人类社会”。同时，如梅茨所言，“友善”是非洲共同体哲学中的核心精神。“友善”本质上表现为对他人的认同与团结，通向更深层次的“共享身份”的状态。“友善”意味着个体对共同体成员的观点、情感和目标表示接纳与认同，从而将他人视为“我们”的一部分，而非割裂的个体意义上的“他者”。不断扩展的“家庭之爱”和“友善”等基本情绪和道德直觉，让我们坚信将彼此团结在一起的纽带要多于分裂的力量，对于当下世界和个体生活都有独特的建构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乌班图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儒家不承认脱离社会结构的原子式个人，人首先是“君臣父子”等社会角色，是“五伦”中的角色赋予个体以生存意义和道德含义。在儒家那里，维护共同体同样具有伦理道德的内涵，五常（仁义礼智信）中除了“智”之外，其余四种德性都与共同体的建构和维系有关。同时，与乌班图一样，儒家的共同体之爱并不是抽象宏观的，而是具有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由近及远，由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最后，儒家思想与非洲的共同体哲学，追求的都是“群己合一”的境界，即通过共同体优先实现个体的德性修为，在个体德性自觉的基础上实现群体和谐，而不是以集体压制个人或者把个人作为实现集体目标的工具。当然，乌班图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比如乌班图基于家庭和部族的血缘关系，进而在自然和生命力的层面上通往他者和自然万物，而儒家的共同体思想则由家至国和天下，其个体价值的实现具有非洲思想所不具备的政治意涵。此外，儒家的共同体思想对个体道德修为的要求更高，比如克己复礼，而在乌班图思想中这方面的意涵相对薄弱。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哲学对话已成为不同文明和国家相互理解与合作的必经之途。今天的哲学不应局限于单一传统，不同文明传统中的思想资源都应当可以被批判性地、创造性地阐释，以应对全人类的观念危机。哲学事业的展开也不应仅是中西之间的此消彼长，而是多元文明的多极对话。就此而言，乌班图思想以及非洲的共同体哲学作为一种地方性的伦理和哲学资源，不仅是对西方传统个体和共同体理论的批判，也是东亚思想以及不同文明中哲学的对话者，是对全球哲学理论的积极贡献，更是人类在面对共在、共情与共同命运进行思考时可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文化哲学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23VRC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2011-2026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