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国翻译研究成果，大部分学者称之为“中国传统译论”。但是，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还是其中三个构成要素，这个概念都存在分歧、矛盾与悖论。学者们在时间性、地域性、国别性、学缘性、方法论以及理论性质等方面人言各殊，让概念的使用者无所适从。地域性与国别性分歧是由相关概念内涵的多义性引起的。时间性、方法论的分歧起源于对“传统”概念的不同理解。“译论”有人理解成“翻译理论”，有人则解读为“有关翻译的论述”。

　　翻译话语概念之争

　　张佩瑶针对“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译论”问题，重新反思何谓翻译理论，以“理论”的词义作为切入点，建议用“翻译话语”取代“翻译理论”。用“翻译话语”取代“翻译理论”的建议确实给困境中的“中国传统译论”指明了一个突围方案，但张佩瑶完全接受福柯的“话语”概念，这是否适合中国翻译话语的实际，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此外，学界对“翻译话语”的界定非常宽泛，无所不包。论述翻译的文章、有关翻译的知识与观念、知识生产过程、术语、理论、体系、经验、心得、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等都被纳入翻译话语。因此，“翻译话语”的模糊性以及包罗万象又让这个概念变得不可捉摸，难以把握。而且，完全照搬福柯的“话语”概念来解读“中国传统译论”又带来水土不服的问题。可见，用“翻译话语”取代“翻译理论”，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除了“中国传统译论”与“中国翻译话语”之外，翻译界还有不少人运用“中国翻译思想”这个概念，这样就出现“话语”“理论”“思想”三个概念并存的局面。如何界定这三个概念？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针对“理论”与“思想”这两个概念，翻译界分歧较大。有人认为翻译理论高于翻译思想，有人则认为翻译思想高于翻译理论。由此可见，用“中国翻译思想”取代“中国传统译论”同样不能解决问题。

　　还有学者把“译学”与“译论”混为一谈，不加区分。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译论”也可称为“中国传统译学”，译学指的就是翻译理论。有的学者认为，“译学体系”与“译论体系”指的是同一个东西，没有区别。有的学者把“中国译学话语”与“中国译论话语”混为一谈，交替使用。这种混淆“译论”与“译学”两个概念的做法不利于学科建设，也无益于话语体系构建。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译论”“中国传统译学”“中国翻译话语”“中国翻译思想”“中国译论话语”“中国译学话语”这些概念表意模糊，界定不清，使用混乱，需要正名。

　　“译话”新概念的提出

　　为了解决前边提到的概念的困境，笔者提出“中国译话”这个翻译新概念，用以取代“中国传统译论”或“中国传统译学”的说法。

　　在学缘上，“中国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论与画论，这一点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有关文章的话语叫“文话”，有关诗的话语叫“诗话”，有关词的话语叫“词话”，有关曲的话语叫“曲话”，有关书法的话语叫“书话”。照此类推，有关翻译的话语叫“译话”，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命名。诗话、词话、曲话、文话、书话、译话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彼此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译话与诗话、词话、曲话、文话、书话相似，也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创作体验基础上的，有感而发生成的，具有笔调轻松、文字活泼、体式自由、风格灵动等特点。在存在形态上，译话大多以译者序、跋、翻译例言、译者注、书信、感言、随笔、体验、漫谈等形式呈现，散见在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文论、画论、译著等作品之中。这些译话沿袭了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曲话、书话的言说方式，是一种感悟式、经验式的话语形式。有思想，但零碎、片段、不成体系，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因而叫“译话”更为合适。

　　中国译话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周易》《周礼》与《礼记》等古籍中有关翻译的话语。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开启了佛经译话的先河，文质作为主流话语一直延续到宋朝。从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到晚清的西学翻译，这一时期的主流译话是翻译、会通、超胜、善译、信达雅、达旨、译意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主流译话是信与顺、直译与意译、神韵等。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主流译话是意境、神韵、不隔、化境、信达雅、直译与意译，讨论的话题仍是传统的，言说方式仍是经验式的，写作行文仍是漫谈式的，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形态。当然，这期间也有少数论述翻译的文章具备理论特质，但从整体上看，译话是多数，是主流。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译话与译论的分水岭与转折点。中国本土的译话受西方译论的影响开始向现代译论转型，即中国传统译话的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大量西方译论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译话的形态。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的翻译话语可称为译话，改革开放之后的翻译话语可称为译论，之后开始译学的探索。

　　“译话”的概念界定

　　“译话”是指有关翻译的话语。其中，“翻译”指译事、译人、译品、译例、译法、译评、译思七个要素。“译话”指单个的翻译术语，也指由句子构成的翻译命题，也包括以语篇形式表达的翻译思想与观念。本文从译话的言说形式、概念内涵、研究方法、价值判断四个方面界定其概念。

　　关于言说方式，译话表现为字词、句子以及语篇三个层面，字词、句子与语篇是译话的载体。在字词层面，译话表现为单个的翻译术语及其概念。在句子层面，译话表现为一个意义相对完整的翻译命题，三言两语就能说出精辟的见解。在语篇层面，译话以语篇的形式谈论翻译，篇幅或长或短，灵活自由。

　　关于概念内涵，译话的字词对应其背后的概念、句子对应其背后的命题、语篇对应其蕴含的思想与观念。译话的内容主要包括译事、译人等七个要素。钱锺书是写译话的高手，一篇《林纾的翻译》旁征博引，笔法如行云流水，信手拈来，把译话的七个要素全部囊括其中，可谓是译话的典范之作。

　　关于研究方法，译话研究并不把自己禁锢在传统的方法论中，而是以开放的学术视野吸收和借鉴西方与现代的话语分析方法，按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原则，从社会实践、认知体验、语言使用等维度分析译话的特点，运用中西比较与会通的方法，把译话发展成译论，并构建其话语体系。

　　关于价值判断，“译话”是在客观描述基础上提出的概念话语，不影射任何落后、保守等带有负面价值判断的非学术话语。传统并不代表落后，译话并不意味着过时，译话和译思不存在高低之分，译话是表，译思是里，也不存在优劣之别。

　　“译话”的应用价值

　　我们把讨论重点放在“译话”的应用价值上。“译话”有哪些应用价值呢？译话可以提升翻译实践与感悟能力，可以解决术语混用与概念不清的问题，可以用以描述翻译研究的发展阶段，可以确定中国译话的历史分期。

　　译话可以提升翻译实践能力与感悟能力，这是由译话的实践性与体验性决定的。译话大多是翻译实践家所写，身体力行，亲身体验，讲出的话更接近实际，比玄虚的理论实用。傅雷关于翻译的言论是典型的译话，但比很多翻译理论家写的译论更能够提升翻译实践能力与感悟能力。

　　译话可以解决术语混用与概念不清问题。“译话”可以破解“中国传统译论”中的“译论”名不符实的困境，让“译话”与“译论”各归其位，名副其实。“译话”可以破解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明确传统译话、现代译话与当代译话分属不同的发展阶段。“译话”可以破解“思想”与“理论”谁高谁低的难题，让思想与理论回归事实本身，把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问题悬置起来。

　　译话可以描述翻译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无论是中国的翻译研究，还是西方的翻译研究，大体都经历了译话、译论、译学三个发展阶段，反映出翻译研究的三种境界。译话阶段表现出零散、不成系统、经验感悟式的特点。译论阶段则呈现出体系化、理性化的特点。译学阶段表现为整合化、跨学科、多元视角、学科构建的特点。三个发展阶段勾勒出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脉络。

　　译话可以解决中国译话的历史分期问题。“译话”的提出可以从概念史的视角为中国译话的历史分期提供方法论指导。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译话，我们大致确立了文质说、信达雅说、直译与意译说、形神说、境界说五个历史发展阶段。

　　综上，译话、译论、译学三个概念各有所指，不可混用。“中国译话”在概念内涵、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等方面比“中国传统译论”更具优越性，释放了概念表达的活力，有助于让翻译研究术语与概念走出困境。

　　（作者系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