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新一轮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日前正式启动。在许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一项常规性学术评奖。然而，仔细翻阅此次评审规则的调整细则，一场直指中国教育评价体系深层积弊的变革正在酝酿。“避免行政化倾向”被明确写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原则，坚持向一线倾斜、突出教育教学实践导向、鼓励一线教师深度参与成果培育等核心要求进一步强化。多位受访学者向本报记者表示，此次新规落地，不仅直击教学成果培育多年来的沉疴积弊，更推动教育真正回归育人、教学的核心本位。

　　评审规则变革

　　细读2022年、2026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的相关文件，变革呈现出清晰的三重特征，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严、实、新”。“严”——政治把关的全面收紧。此次评审明确，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本科）、高等教育（研究生）四类成果，均禁止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申报。资格审查链条也显著延长，以往相对简单的申报流程，如今形成了更为严密的闭环。“实”——实践导向被强化。以基础教育特等奖为例，成果的实践检验期由过去的4年延长至6年。一线教师主持成果的比例要求也在提高。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由一线教师主持的成果，从过去的“不少于70%”提升至“不少于75%”。“新”——时代主题深度融入各学段。人工智能、科技教育等方向被明确列为鼓励方向。研究生教育强调“AI运用”与“学科交叉”，职业教育强化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及“以产定教”理念，本科教育则突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战略部署。

　　这些看似细碎的条款调整，指向的却是同一个靶心：教学成果培育、申报、评审全链条中的行政化顽疾。教学评审的行政化倾向并非新问题。在成果立项阶段，多数学校优先依托校级、省级重点教改平台进行立项。资源集中在院系负责人、学科带头人等拥有行政头衔和科研资源的教师和团队手中。普通授课教师即便有课堂创新的想法，也难以获得立项支持。在团队组建阶段，部分成果团队存在“挂名凑层级、凑职称、凑荣誉”现象。真正在课堂上深耕的教师未必会出现在成果完成人的前列。在评审评价阶段，材料完整性、项目层级、荣誉背书等指标的权重，高于课堂教学实效、学生反馈、长期育人成效。一份文笔漂亮、体系完整、名头响亮的申报材料，往往比真实的课堂创新更有竞争力。上述弊端成为纠偏的重点。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苑大勇描述了当前教学成果奖存在的典型现象，如文本完善、名头响亮，却难以落地推广。其根源在于考核压力——学科评估、职称评审、绩效考核、评奖评优，均将教学改革项目级别、成果奖项作为量化指标。而课堂育人实效、学生能力提升，因为没有刚性考核权重，反而被忽视。青年教师普遍面临预聘制短期考核压力，无暇长期深耕课堂教学改革，只能快速包装碎片化的教学经验，打造合规的纸面成果以应对考核。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梅赐琪坦言，这种重形式、轻实效的教研模式，不仅消耗教师精力，更挫伤了一线教师潜心教学、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党委书记毛亚庆表示，此次新规完成了四个维度的纠偏。在原则层面，将去行政化设为评审红线，纳入评审负面清单。这意味着行政干预评审的灰色空间被终结。在主体层面，通过一线教师专项申报配额、完成人贡献实名核验机制，扭转了长期以来行政人员优先署名的惯例，话语权被归还给一线教师。在标准层面，以3—4年的实践年限硬性门槛设置，淘汰临时组队、短期拼凑的速成成果。评价重心从“材料撰写水平”转向“课堂实操成效”。在流程层面，新增的入校实地核验环节，使专家能够深入一线核实成果真伪。复审与公示则提供了纠错和接受监督的缓冲机制。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漷认为，学校亟须能解决课堂真问题、适配产业人才需求的务实教学改革，而非纸面化、概念化的教学改革。

　　教研生态长期存在两极分化。一部分教师深耕课堂却无力凝练成果，陷入教改“内卷”；另一部分行政人员依托资源轻松获奖。崔允漷表示，此次新规对接产业人才培养刚需，破除资源行政垄断，推动教学评价从管理本位彻底转向教学本位。苑大勇进一步分析，此次评奖规则变革，实际上是在反向倒逼校内考核体系调整，撬动“破五唯”改革落地。当教学荣誉不再容忍行政化，校内评价体系必须作出相应改变。

　　一线教师的“松绑”

　　评审指挥棒的转向，正在撬动全国教学培育生态的深刻变革。以往，教学成果培育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学校统筹选题、院系组建团队、行政统筹推进、专人打磨材料。一线授课教师更多是被动执行、配合完成任务，较少有自主创新、凝练成果的话语权。这种模式下，教学改革成果往往贴合学校发展规划、行政工作需求，脱离课堂真实场景和学生真实需求，导致“成果落地难、推广实效差”等问题。

　　新规落地后，“谁实施谁申报、谁受益谁总结”成为成果申报的核心原则，从源头还原教师的主体地位。崔允漷表示，新政精准破解了一线教师的三大核心痛点：破除行政包办，杜绝挂名式教改，让懂课堂、懂学情的教师主导教学改革全流程；消解“唯论文”“唯帽子”的挤出效应，成果评价不再绑定发文数量，重点核查教学难点破解、课堂教法创新、学生素养提升的实效；遏制换届式突击申报，鼓励教师深耕单门课程、单项教学机制创新，减少短期功利性行为。

　　这一变化让许多授课教师感受到切实的“松绑”与赋能。一些一线教师坦言，过去筹备教学成果申报，大量时间耗费在台账整理、文本润色、框架搭建、材料堆砌上，真正用于打磨课堂、优化课程、辅导学生的时间被严重挤压。

　　然而，改革红利之外，理性思考也在同步显现。梅赐琪提出，去行政化可以解决领导挂名、行政统筹评奖问题，但无法彻底消解材料评奖带来的教学改革扭曲现象。当前，人工智能文案工具日益普及，低成本即可完成成果包装、数据美化。只要评奖以书面材料为核心依据，教师就会陷入重包装、轻课堂的误区。教学创新的内生动力，应源于教学共同体的认同和师生口碑的认可，而非评奖荣誉。

　　去行政化不等于去标准化

　　破除行政化、摒弃形式化是教学改革的关键一步。但改革落地并非一蹴而就。如何在去行政化与去标准化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当前教学改革面临的核心考题。

　　受访学者表示，新规为一线教学改革松绑，绝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弱化标准，更不是简单用“碎片化课堂经验”替代“系统性教学成果”。改革的核心是剔除行政包装的虚浮，保留教学成果的专业内核。

　　“去行政化与去标准化有着本质区别，二者绝不能混为一谈。”毛亚庆认为，去行政化核心是破除行政权力对评奖、署名的垄断，取消行政职务自带的评审优先权，让评审权力回归教学共同体；而去标准化则是否定贴合教学规律、学科差异的专业评价规则，否定教学成果必备的逻辑体系。总而言之，此次改革去除的是行政主导、脱离学情的僵化评价标准，去除的是人工拼凑、行政整合的虚假成果体系，保留且要求提质的是扎根课堂、逻辑自洽的专业标准与教学改革体系。

　　基于新规的评价标尺，崔允漷明确界定了新时代高质量教学成果的四大特质。一是问题求真，成果必须源于教学问题，而非跟风热点。例如，针对性解决理工科课堂伦理教育缺位、文科学生数据研判能力不足等具体问题，而非泛泛谈论课程数字化改革。二是过程扎实，成果须历经3—4年多轮课堂迭代、师生复盘、方案优化，经过多班级、多学期常态化应用，而非短期试点打造的样板课堂。三是成效可证，育人成效不只依托竞赛获奖、升学数据等显性指标，更应包含学生思辨能力、专业素养、社会责任感等成长性隐性数据。四是全域可推广，剥离院校专项经费、专属平台等资源优势，提炼教学、育人机制，实现同类院校无门槛落地，从院校“盆景”变为行业“苗圃”。

　　立足长效治理，构建务实的教学改革生态。苑大勇结合校内制度建设，提出三个落地优化路径。一是校准校内考核指挥棒。将课堂实效、学生评教、长期育人成效纳入职称评审、预聘考核的核心指标，平衡科研量化压力，给一线教师留出空间。二是增设一线教师专项评奖配额。保证一定比例的教学成果奖第一完成人为无行政职务的在岗授课教师，从名额层面保障基层话语权。三是推进去功利化的教学改革。常态化搭建院系教学共同体，依托同行互评、师生评价赋能教学评价改革，弱化奖项荣誉对教学创新的捆绑作用。这些建议旨在让教学评价的指挥棒真正服务于教学本身。

　　有学者认为，此次去行政化的评审改革，本质上是一次教育育人初心的重新校准。只有教学评价挣脱行政化、形式化的桎梏，一线教师的创新活力被充分激活，课堂实效、育人质量成为核心标尺，教学改革才能真正扎根土壤、提质增效。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