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四问，也指引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近日，本报记者就人工智能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话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研究范式之变

　　“AI技术的快速迭代正在深刻改变学术研究范式。”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顾燕峰表示，最大的变化是知识发现方式的革新。大模型和机器学习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识别传统方法难以捕捉的关联，推动数据驱动与理论驱动实现新的融合。文献检索、代码编写、数据清洗等大量重复性工作被显著简化，研究者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科学问题上来。

　　机遇背后同样伴随着深刻挑战。顾燕峰认为，需要重新定义科研原创性。未来真正属于研究者的核心贡献，将更多体现在提出重要问题、构建理论框架和形成科学判断上。与之相应，学术评价体系也亟待调整，应从传统的数量导向转向关注问题的重要性、理论贡献以及对知识边界的实质性推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机器可以瞬间完成过去数周才能完成的文献综述，当算法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发现”社会规律，研究者的思想能力是否会逐渐弱化？这种担忧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白刚看来，最终指向“理论创造”的能力。他认为，AI时代的到来是工业革命的延续与升级，将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一系列根本性影响。AI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应用，可以丰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提高研究效率，改变知识生产方式，却无法从根本上取代人的真切思考，更难以完成哲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创造。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成素梅看来，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重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学科使命从追求确定性结果转向提升应对“不确定性”的导航能力，知识生产方式从以人为中心的单向生产转向以人机耦合为核心的协同探索。

　　伙伴还是对手？

　　当AI深度介入学术生产，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伙伴”吗？山西大学科技伦理治理研究院院长尤洋表示，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传统工具的单一定位，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兼具辅助性与启发性的新型协作主体。

　　人工智能可以是功能性的研究伙伴，激发我们的思考，却无法赋予研究以温度，未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人机互补、各展所长。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胡海波认为，人工智能将与人共同走向未来，而不是消解、替代人的异己力量。两者之间将是一个持续磨合的过程。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新一代科研工作者面临的核心课题正是如何与人工智能协同。

　　人工智能浪潮，对正在全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界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分析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在技术突破上，优势不仅在于基础创新，还在于应用落地，通过“AI+”与生产力对接；在软硬件支撑上，无论是人工智能工程师人才队伍，还是数字算力基础设施、海量真实场景数据，中国优势明显；在顶层设计与治理方面，中国具有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以及兼顾技术发展与智能向善的治理优势。

　　在刘永谋看来，这些优势将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带来多重机遇：一是催生大量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智能革命和智能社会的新研究议题，亟须以跨学科、问题导向的方式深入研究；二是依托丰富的本土数据资源和人工智能工具，为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三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形成“智能向善、普惠包容”的AI治理新理论。

　　“自然科学决定人工智能能够达到什么高度，哲学社会科学则应回答人工智能将把人类社会带向何方。”在顾燕峰看来，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系统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远影响，为应对时代变革提供理论支撑；推动理论创新，在越来越多的人类认知能力被人工智能外部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劳动、知识、产权、责任、主体性等经典概念，构建能够解释智能社会的新理论范式；同时，从技术应用后的解释者进一步转变为技术发展的参与者，将公平、透明、责任等价值理念融入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和治理全过程。

　　白刚则从“人的革命”高度作出更深层的判断。“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创造具有主体性、自主性的‘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将极大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提高研究效率和成果质量。但更重要的是，不仅要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的革命”，更要重视和审视“人”自身，看到AI推动的“人的革命”。

　　这种“人的革命”意味着什么？多位受访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思考何为真正的思想原创，在人机之间重新确立不可让渡的人的主体性。尤洋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的AI伦理与治理知识体系，应坚持两个核心原则。第一，坚持“主体性不可让渡”。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守护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尊严，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关注人的精神需求，保障公平权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理念与新时代治理需求有机融合，形成区别于西方侧重个体权利或极端审慎路径的中国特色治理范式。第二，坚持“求真向善”的价值导向。中国自主的AI伦理与治理知识体系，不应停留于规避风险、减少伤害，而应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不仅要评估AI是否公平、透明，更要关注它是否拓展了人的精神视野，是否增强了人的反思能力与道德想象力。

　　人工智能介入学术的红线

　　人工智能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效率革命，但也带来了学术诚信、主体性丧失等深层挑战。如何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作用，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焦点。刘永谋认为，要坚持人工智能辅助科研，反对人工智能主导科研，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用人工智能开展科研的能力培训。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于雪认为，“只有坚持技术赋能与学术规范并重，才能真正发挥人工智能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积极作用”。

　　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应用不偏离学术本质？于雪表示，当前学术界已基本建立起覆盖研究全过程的人工智能应用规范，允许将人工智能主要用于资料整理、文本分析、数据处理等辅助环节，但强调研究设计、理论阐释和结论形成等关键工作要由研究者负责，明确人工智能使用边界。同时还需要完善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建立人工智能辅助研究的披露制度和成果审核机制，防止代写、伪造数据、虚假引用等学术失范行为。

　　然而，现实中的挑战比原则层面的共识更加复杂。梁正从学术评价、科研管理等维度进行了剖析。在学术评价方面，他说，现在大量论文由AI生成或人机共同写作，如何界定原创性和作者贡献成为新的难题。一些期刊尝试使用AI工具进行论文评审，但导致了新的困境：AI生成的大量论文进入评审阶段占用大量资源，而人工撰写的论文却可能被误判为AI生成而遭拒稿。“这给科研评价带来很大挑战，最终仍需人工把关。”梁正说。

　　在科研管理方面，挑战同样突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科技部已出台相关规定，在项目申请书、研究报告、结题报告等重要科研文本中，不允许使用AI代写，但如何有效识别仍是现实难题。与此同时，科研管理涉及大量流程性、事务性工作，如果能够借助AI赋能，有望显著提升管理效率。

　　站在更宏观的哲学视角，成素梅进一步展望了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深度融合可能带来的三重根本性转向。首先是从“学科交叉”走向“知识重建”；其次是从“人机协作”走向“认知共同体”，AI能够参与生成新的洞见；最后是从“治理技术”走向“文明选择”。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将不再局限于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具体方案，而是在人机共生的新文明形态下，持续反思人与技术的关系，思考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赵徐州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段丹洁、陈雅静、查建国、陈炼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