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东北的北方厂(化名)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国家重点工业的布局下逐步发展成为当地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广大职工与家属的组织依靠。与众多厂矿企业的发展轨迹相似,北方厂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转型阶段,因其地处偏远山区,转型过程漫长且艰难,终于在新时代步入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行列。于笔者而言,这里是生命的原乡,是记忆的起点,也是理解制度变迁及其代际影响的重要现场。在一次次返乡的过程中,笔者持续收集了关于三代生产建设者集体记忆的口述史料,将历经岁月磨砺的“80后”厂矿子弟逐一纳入研究视野。
何谓“80后”厂矿子弟?新中国成立初期,依托“156项工程”的布局,涵盖工业制造、能源、交通等诸多门类的大型厂矿企业在各地次第兴起。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汇聚于此,构成了第一代职工群体,共同书写了“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单位共同体岁月。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的子代多数曾经历上山下乡或参军复员,通过接班及安置等途径完成与父辈的职业交替,成为工厂的第二代建设者。而“80后”厂矿子弟,则是前两代的后辈,其父亲或者母亲至少有一方是国营厂矿的正式职工,其本人出生于职工医院,就读于子弟学校,成长于厂区家属院。他们曾与父辈有着相似的厂区生活轨迹,亦憧憬着安稳且美好的未来。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持续推进,厂矿子弟已然无法复制父辈的职业路径,不得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重新寻觅一个可以依凭的人生方向。这是多数厂矿子弟人生脚本的序章。
在这一背景下,厂矿子弟的生命经验便具有了独特的社会学意蕴:他们既承接着单位社会的集体记忆,也迎接着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挑战,更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打开人生。也即,社会转型正通过记忆这一中介,重建一代人的自我认同与人生秩序。在“80后”厂矿子弟多样化的人生路径中,厂矿记忆不再只是关于过去的叙述,而是成为诠释转型时代个体选择、情感延续与生命韧性的重要入口。
驻守的人生亦心安
出生于1982年深秋的安桦(化名)是典型的北方厂人。他的爷爷、奶奶都是北方厂的第一代工人,安父安母就职于北方厂附属的建筑公司,他们为人厚道实在,一个是精巧能干的木工,一个是细致周到的杂工,竭尽全力供养他和双胞胎妹妹。同北方厂同辈子弟一样,安桦和妹妹有着幸福的童年。他们一家六口人住厂里分的房子,虽是平房区,但院子宽敞,可饲养种植补贴生活,且前后左右皆是邻居、同事、伙伴,常常彼此照应。安桦兄妹在职工医院出生,在子弟幼儿园以及子弟学校上学,俩人因为成绩好总被夸赞。他常常以为自己和家人可以如此安稳地度过一生,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12岁那年发生了转动——父亲因常年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不久之后,安家爷爷奶奶也相继离世,留下安母和安桦兄妹。在最艰难的岁月,厂工会、车间工友时时送来帮助。此后,尽管安家的生活尚未得到全然恢复,北方厂这一曾经给予几代人安全与温暖的“城堡”也开始经历变化,但厂里一直在照顾安家。
人的成长常常就在那几个重要的人生时刻,甚至就是一瞬间。千禧年的钟声依然未能驱散萦绕在北方厂周围的叹息,它逐渐成为子弟们不得不离开的故乡。随着南行的列车“哐当哐当”地在墨色的铁轨上碾过,北方厂也似乎变得越来越远,远到如同天边的月亮。而对此,安桦回忆道:“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厂里人,这感情的种子早就埋下了,我就从没想过离开。我永远记得,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厂里和厂里的叔叔阿姨在帮忙,所以我更应该留下来做点儿什么,让咱这儿变得更好。再者呢,考虑到家里的情况,母亲带大我们兄妹二人不容易,总得有一个人陪在她身边。”
2002年,安桦考入了北方厂技术学院;2005年毕业,他进厂成为一名数控车工,像父亲一样勤勉、上进、能钻研、有担当。“我一直记着父亲的话,‘要想在厂里站住脚,关键还得技术好’。”二十多年的车间生涯中,在从徒弟到师傅、从工人到班长的成长变化中,他获得了市优秀党员、市劳模、厂青年岗位能手、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也见证着北方厂经过改制重新走向正轨。此时的他,就像一棵北方的白桦,素朴且洁净、勇敢而坚韧地挺立在故乡,守候在最初的地方。“我绝大多数同学、发小都离开了这里,有些发展得相当不错,可我觉得守在这里也很踏实。现在,我母亲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她身体健康、生活不愁;妹妹在市医院工作,也算是实现了儿时的理想,有空就带着妹夫和双胞胎女儿回来看看。我呢,结婚生子十几年了,媳妇也是咱厂子弟,是一名检验员,我们俩都希望在业务上再冲一冲。我觉得新一代的工人不仅要技术过硬,还要掌握最新的东西,这样才踏实。”
午后,厂区里一片静谧,阳光穿过窗格落在绿色围墙上,当一声“小安师傅”伴随敲门声在车间廊道里响起,恍惚间,安桦似乎想起了父亲——对,他们都是小安师傅,在北方厂,在故乡。
在远方再造一个未来
1984年春,郝胜男(化名)出生在北方厂一个双职工家庭,父母都是有国营编制的普通工人。名字是母亲给取的——没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北,有很多叫“胜男”“赛男”的女孩,她们独立、大方、自信,肩负着家庭的希望。90年代中期,困境中的北方厂不时会停水停电,在职工家中,子弟们常常要打着应急灯奋笔疾书、刷题备考。厂区的灯一盏盏暗了下来,子弟们近视眼镜的度数一点点升了上去。
1996年除夕夜,经过厂领导与电厂的周旋,厂区终于可以24小时供电了!职工与家属们打开沉默已久的电视机,迎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刻。就在那一年,郝胜男家里也在发生改变。吃完了元宵节的汤圆儿,母亲跟着几位姐妹,坐上绿皮火车奔赴省城做家政工。父亲因常年体力劳作患有腰伤不能外出打工,便留在家中照顾胜男的饮食起居。一人在外挣钱、一人留守顾家,这成为当时很多职工家庭的分工形式。同时,也有些父母双双外出甚至远赴海外,留下孩子跟随老人生活。那个年代,春节前夕的火车站处处欢喜,满是大包小裹的归乡者,满是亲人团聚的温馨,而几天后的情景却让人心酸,到处是离别的拥抱,到处是哭成一团的不愿分开的人。
“胜男,咱得挺住。妈这些年琢磨明白了:你看外面那些干出点名堂的,哪个不是靠大学文凭,你是读书的料,妈负责挣学费,过不了几年,咱一家一起过好日子。”胜男到底是“胜男”,她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嘱托,倔强地收起眼泪,也一并收起幼时的活泼烂漫,从此一头扎进学习中,她不允许自己输,更不允许自己困在这里。厂区位置偏远、信息闭塞,学习资料有限,她便攒下零花钱,趁着每个假期去省城探望母亲,顺便买回一套权威的教辅;手头拮据,她先在草稿纸上做一轮,再用铅笔在书上做一轮,之后擦去笔迹,又做一轮;英语磁带与各科习题依旧不够,她就跟同学交换使用……中考,她全厂区第三;高考,她全厂区第二;她985高校的本硕,此后又获得奖学金赴德国攻读博士。毕业后,她与爱人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回到上海某211高校任教,凭借自己的努力买房置业,慢慢扎下根来。
过往的记忆在文字中显得浓缩而急促。到上海出差的某个晚上,结束当天工作的我与胜男坐在外滩附近的咖啡馆。那日,霓虹闪烁,晚风拂面,空气里透着暖意。胜男面容清瘦,四十刚出头的她鬓间已有白发,但目光却依然清澈闪亮。“刚到上海读大学那会儿,我发现到处都是能力出众的同学,真觉得自己啥也不是,甚至笨得可怜。我压根没给自己内耗的时间,就是起早贪黑地学习、做实验,没多久也就适应了。”四年博士毕业后,胜男夫妇从海外归来,一切仍需重新开始。“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啥也没有,我是工人子弟,他是农家出身,虽然从小就知道必须得考出来,但是没想到这条路这么难。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都没有退路!这些年我就常想,当时是靠什么才敢留在上海?文凭?成果?后来,我渐渐地清楚了,其实靠的是自己的一次次重启!这也是我妈给我起名字时对我的期待——不输给男生,能战胜困难!”
或许是从小习惯了变化,习惯了吃苦,很多厂矿子弟练就了一身的精气神儿——什么环境都能适应,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时候都能重新开始。这一意义上,什么都没有恰恰等同于某种拥有,因为我们始终在没有中生成与创造。而对胜男来说,摆在前面的依然是不断更新的征途。“还房贷、供孩子、‘卷’科研……”不觉间已经是深夜,外滩依旧人来人往,我们沿路走回,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那一刻,我们好像走入了一个长长的梦,又回到了那条放学回家的路上。
生活永远在路上
晓波(化名)出生于1983年盛夏,名字是爷爷给取的。作为厂里第一代工人,爷爷希望他能知晓时代脉搏,做勇立潮头的人。在厂矿子弟的童年记忆中,晓波为大家平添了许多乐趣:“我从小学习就不行,上房揭瓦,到处乱跑,高光时刻只有运动会!那时候就觉得将来实在不行就进厂呗。我都小学了还总把名字写成‘日尧三皮’,就得了‘三皮’这个名号,运动会上你们还喊‘三皮加油’呢!”实际上,当时像晓波这样的子弟不在少数。他们虽然并不用功读书,但勇敢、直率、重义气,皮实、闯荡、爱折腾,有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无惧无畏的底气,也总觉着至少有进厂这条路托底。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北方厂遭遇的发展困境,许多职工不得不外出谋生。晓波父亲是钳工,母亲是附属包装公司的缝纫工,缝纫技术数一数二。他们来到中俄边境城市开了间缝纫铺子,一个前后张罗,一个贡献技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二人总觉得一针一线效率太低,就往返于广州、深圳与北方边境城市,干起了倒腾服装的生意。再后来,晓波的老叔、老舅也都索性过去一起忙活。而晓波则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
在父母常年外出、祖辈代为照看的日子里,外面世界的吸引与家中管束的松动改变了晓波的少年生活。彼时,随着城市消费空间的扩展,电子游戏室、录像厅、台球厅等娱乐场所涌现于街巷,这些被学校与家长反复提醒远离的空间,尤其吸引待业青年与中学生。“那天,我刚从游戏厅出来,迎面一个巴掌把我拍懵了,抬头一看——我妈。‘几天没回家了?你爷你奶都找不到你,急了!’我妈一下就把我打‘醒’了,不是打疼的,是磨疼的。原来,她的手特别软,现在怎么就像老树皮一样!我就知道我爸妈在外面肯定吃尽了苦,只是从来不说。”
从那以后,晓波便开始发力了。虽然中考差五分没上线,但是家人毫无责备,还是让他上了一年5000元学费的自费班。进入高中,他更加努力,知识难度骤增让他一度望而却步,但他并未放弃。“晚自习实在学不进去时,我就拿个小录音机,跟几个同学到操场领操台上跳舞,因为怕在教室说话打扰同学学习。我总觉得,咱这帮兄弟姐妹能考走一个是一个。爸妈一听说我这情况,专门飞回来跟几个老师商量,根据我的条件,给我规划了体育师范方向。想来想去,我也觉得这个靠谱,就按照老师安排的内容和计划做。2002年,我还真考上了省师范学院。”
这一年,办完晓波的升学宴,分完家产,晓波父母和平离婚了,他们一个向北走一个向南走,随后开启了各自新的人生。2006年,大学毕业的晓波只身来到一座陌生城市,在中学做体育教师,但总觉得处处受限且发展有限,便在任教满六年后离开了。或许是厂矿大院几代人的不同故事早已在他记忆中生根发芽,他发现其实所谓的稳定岗位并不能带来理想生活,而真正的底气恰恰在于能够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休整数月,他来到了一个海滨小城,一边开民宿,一边经营烧烤生意,做得有声有色。2019年底,爷爷奶奶病重,他放下一切回到老家,没有麻烦其他亲人,也没有请护工,全由自己照顾,得空时也做自媒体。2023年,二老先后离开,他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旅行。他去了爷爷奶奶的故乡山东,在那里喝了一碗又一碗的老酒;他去了父亲曾经“上山”的林场与母亲“下乡”的村庄,和许多熟悉且陌生的人畅聊;他还去了漠河,在绚烂的极光下与不同肤色的人欢呼、祈愿、相拥……是找寻也是收藏,是沉淀也是放空,是离别亦是重逢。他将这一路见闻分享在自媒体账号上,也偶尔选品、带货,推的都是各地特色。不管人在何处,他橱窗里的家乡特产永远摆在最前面。晓波旅行归来,又办了老人的周年祭。此时,他坐在老屋的院子里,留着长发,那束高过头顶的辫子像只小鸟停在黑色瀑布上。“三皮,你下一站去哪儿?”“先不说,反正还在路上。”说罢,他转身回到屋里,从一个老式旅行箱里掏出一个淡蓝色的本子,这本子是毕业时大家互相写的同学录,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发白,但安桦、郝胜男……这一众同学的留言依然清晰。
如今,北方厂借助智能化改造步入高新技术企业行列。而这些“80后”子弟早已散落在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职业身份殊异:工程师、技术员、教师、医生、卡车司机、外卖骑手、生意经营者……无论坚守故地,还是远赴他乡,抑或是始终在路上,他们皆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执着求索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确定性。这份确定性或因技术而生,提供安全感;或因学历而立,带来新发展;或因阅历而成,赋予更多体验。然而其内核则是一种认真且坚韧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深深根植于厂矿子弟的集体记忆之中——他们曾亲历厂区大院的辉煌,因而自信坦荡;他们曾承受工厂变革的艰难,因而无惧困苦;他们曾见证确定性生活的消解,总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而在这世事变迁中,他们更体验过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温情,依然重情重义、心怀赤诚。即便无法再如少年时代那般并肩于校园,他们依然以多样的方式彼此联结,并各尽所能回馈故乡与工厂。
北向的列车穿过山海关迎接扑面而来的凛冽,新年的焰火在院区广场上空升腾、闪耀,北方厂的捷报在公众号与朋友圈刷新、爆屏,这唤起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共鸣。因此,厂矿大院的生活并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它通过家庭讲述、空间经验与成长比较,逐渐沉积为一种持续发挥作用的代际记忆,深刻影响子弟对稳定、体面与出路的理解。这一过程中,“确定性”获得了新的诠释,它围绕职业道路的选择,承接父辈累积的经验,也组织着这一代人对未来生活的筹划。也即,“80后”厂矿子弟将父辈留下的劳动伦理、共同体情义与风险意识,转化为各自安身立命的能力,虽职业有分疏,但他们都不再单向依赖于某一组织或某一道路,而是将历经变迁所磨砺的生活韧性视为驾驭命运的真正法宝。
“80后”厂矿子弟在时代脉络中身处特殊位置:童年留在单位社会的尾声,成年迎上市场化改革的转型,其生命历程因而同时保留了两种力量交汇的痕迹。本文所揭示的正是这种由工业历史、地方空间与代际关系共同塑造的主体形态。制度变迁终会在历史时间中尘埃落定,但其沉积的余响却长久留驻于人的生命深处,以记忆为脉络渗入代际延续与主体建构,最终沉淀为对生活道路的理解。循此线索,转型中国既呈现为制度重组的社会图景,更呈现为历史沉入日常肌理、形塑主体形态并持续生成新生活秩序的深层过程。对“80后”厂矿子弟而言,在不确定性中努力寻找确定性,既体现为职业选择,也指向一种在制度转换之后重新组织生活、重新安放自我并重新理解未来的实践逻辑。正是在这些恒常而坚韧的行动中,厂矿大院的时代记忆获得了新的生命形式,它将转型中国的历史回声化为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奔赴,化为生生不息的新征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与身份建构研究”(24FSHA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