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记》是有关红军长征故事的原始记录，汇编参与长征的红军指战员及战士的回忆录百余篇，最早于1936年8月由毛泽东提出组织编写，本意为应对“国际宣传”及开展国内外“大规模的募捐运动”之需要，后经过不断编修、整理与出版，逐渐成为研究长征史的基本史料之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即是在广泛征引了《红军长征记》早期版本（又名《二万五千里》）的基础上写就的。由于《红军长征记》所收回忆文章的作者多为红军基层指挥员和干部，所记录者皆为他们的亲身经历，且写作时距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不久，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红军战士的民族认知问题，特别是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长征的日常行军中如何具体感知和具象认识各少数民族，具有新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一般认为，在长征时期，红军先后穿越湘、黔、滇、川、甘、青、陕等10余省，经过了苗、瑶、壮、侗、土家、白、彝、藏、回等众多民族的聚居区。这是党和红军第一次系统接触广大的边疆民族地区，并对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态有了具象化认知。据《红军长征记》附录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统计，红一军团长征途中先后经过苗、瑶、僮（壮）、彝、藏、回等民族地区，途经时间占长征总行军时长的33.7%，即三分之一的行军是在民族地区。

　　1934年11月25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从湖南道县经永安关进入广西灌阳县文市地域。次日主力集结文市街，前锋直扑全州方向，29日后逐步西移投入湘江阻击战。在此期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嘉伦对一个前来联络的苗家代表印象深刻。在《苗人的神话》一文中，彭首先对这位自称来找“红军大人”的苗家代表的外貌进行了细致描写：“此人不很高……头发差不多生到了眉毛边，眼睛又圆又大，上边遮满了一线睫毛，嘴唇红红的，露出一排黄色的牙齿，一个大辫子盘在头上，上身的汗衣打上了几块补丁，肩上一个大洞，露出他的肌肉，下身裤子白的，变了黄色，还溅上了不少的泥浆，脚是赤着的，手里拿着一个斗篷。”在长征过程中与各民族的日常交往中，外貌形象的观察往往是最直观的第一步。

　　在说明“联合”的来意后，这位苗家代表掏出一张写有汉文土话和符咒的黄纸来，以“太上天皇”的口吻主张其与红军联合。一般认为，苗族的祖先信仰为盘瓠，但也有相关研究指出，苗族亦可能有与汉人同源的“三皇”信仰。彭嘉伦对此感慨道：“他们虽然迷信很深，对红军没有正确的认识，可是他们总知道红军是替民众谋利益的，是他们的救星。”因此接触与交流，红军与苗民的相互认识又增进了一分，并在彼此外貌形象的表层差异之下成功找到了反抗“汉官财主”的共同利益所在。

　　如果说广西文市的苗家对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有所了解的话，那么灌阳、兴安一带的瑶民则对红军较为陌生。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红军在此地发动湘江战役，以极其惨痛的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堵。据随红三军团行动的郭滴人回忆，当地的“山瑶”是“背着索纲似的袋子，穿着草鞋，赭赤的脸，黑的手脚”的形象。他们在山岭上健步如飞，在“羊儿站不住脚”的山上耕种，但对红军“下山打李家粮子（瑶人对广西李宗仁军队的称呼）去”的呼吁始终不予回应。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沟通的瑶民，按当地习俗点上烟斗后交谈，才了解到当地桂系军阀不允许瑶民随意到村镇上，且警告他们不许“通红军”，导致许多瑶民不敢与红军接触，甚至逃跑。当地军阀人为制造的民族隔阂与民族矛盾为红军与瑶民的交流增添了不小的障碍，但也间接促使红军了解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生存困境，为党和红军制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奠定了经验性基础。

　　进入大凉山后，红军面临的困难更加严峻。值得注意的是，李一氓的回忆文章显示出他对彝民支系与源流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趣。他认为，灌县的彝民和大凉山的彝民“在人种学上是不同源的”，并猜想前者是藏族的分支后裔，后者可能和湘、贵、滇、桂的苗瑶同源。虽然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难称正确，但这种研究兴趣无疑反映出部分红军指战员对深化少数民族问题认知的渴望。正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言：“我申明我是猜想，正确的结论，待之将来无产阶级的人类学专家。”

　　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进驻卓克基土司官寨，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抵抗失败后逃离。在战略上，这里被确定为红军北进松潘、穿越草地的“总后方”，为做好征粮工作，红军对这里藏民衣食住行的观察也格外细致。特别是负责行政与后勤保障工作的谢觉哉，注意到了阶层差异问题。他发现，只有卓克基土司索观瀛在成都读过书，卧室有《三国演义》，还有刘文辉送他的机枪，一般藏人与汉地的交流极少。作为卓克基第七代土司，索观瀛自幼习汉文、通经书，精通嘉绒藏语和汉语，是典型的汉藏文化通才。当他负隅顽抗失败后，红军将其财产没收，但群众不敢要。这一方面体现了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对各民族从外貌、衣食住行到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与阶级差异上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党和红军思考如何做好民族统战工作，以更好服务全民族抗战大局提供了新的思考基点。

　　1935年10月，北上的中央红军经过单家集，受到当地回族群众的热烈欢迎。由于两个月前红二十五军首次途经这里时，留下了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当地回民对中央红军抱有强烈的好感。据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谢翰文回忆，他在向单家集群众进行宣传与调查的过程中受到了热情接待。邓发也动情地回忆道：“我沿途所见所闻回民对红军感情异常融合，与汉人区域无异，并未感到任何困难和隔膜。”与大凉山的彝人、松潘地区的藏人相比，西北回民与汉地社会在历史上的交往交流更为密切，相互之间隔膜较少。更重要的是，红军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在长期与各民族的接触过程中已不断深化和细化，对各民族的具象化认知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才能制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记》中一篇篇细节鲜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回忆，正是红军长征期间对各民族的认知不断深入与成熟的生动注脚。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