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治理，是传播逻辑与治理逻辑在现代社会治理目标下相互建构、彼此赋能的新范式。当前，媒介已超越信息传输的工具属性，成为深度嵌入社会治理结构的组织化力量。我国基层媒介化治理已实现了现象性“嵌入”，县级融媒体中心、政务新媒体、社区媒介、大数据等技术平台与算法基础设施，通过正式规则和体系进入了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和日常运转流程中。然而，AI技术快速迭代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媒介化治理面临算法霸权、技术黑箱带来的真实性和公平性的挑战。在这一转型节点上，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立足中国本土逻辑，使媒介化治理从目前的现象性“嵌入”走向机制性“融入”。

　　基层治理承载着独特的制度性逻辑，既要贯彻国家意志，又要回应群众诉求；既要维持秩序稳定，又要激发社会活力；既要依靠制度规范，又要调动人情事理。这种兼具标准化治理与情境化治理的特性，决定了我国的媒介化治理是媒介融入现代化治理进程的产物，旨在实现国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协同。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媒介化治理在中国实践出了一条新路径：精准定位于国家与基层的共治关系，发挥沟通协调与凝聚认同的社会功能。

　　基层媒介化治理的实践探索

　　我国媒介化治理在基层社会的显著成效在于现象性“嵌入”，包括物理嵌入、文化嵌入、流程嵌入。

　　第一，在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上，媒介化治理已初步实现了物理渠道层面的全域覆盖。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与“北京通”APP，将全市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建立诉求派单、限时办理、回访评价的闭环机制，实现群众诉求的快速响应与精准分派。上海市徐汇区“邻里汇”智慧服务平台通过小程序、微信群、社区屏等多端联动，推动社工与居民建立常态化线上互动，让“指尖上的居委会”成为基层治理的日常形态。这些实践表明，管理部门与民众之间的日常信任在媒介化互动中得到持续积累。

　　第二，媒介化治理成效在于将抽象的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具体的连接纽带，让共同体意识在可感知的场景中被激活。如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制作的羌语版政策短视频、广播剧，将国家政策“翻译”为民族语言和地方知识，使乡土文化与民族认同在媒介化连接中得到转化。

　　第三，媒介化治理将舆论监督的动态压力引入治理过程，使权力运行从后台走向前台，实现了治理流程的透明化。浙江省诸暨市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将矛盾纠纷调解过程通过视频连线“搬到”线上。2019年，诸暨市成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该中心基于省矛调协同应用系统，融合贯通ODR、浙里访等多个平台，创建打破部门壁垒的联动机制，与部门实现横向联通、数据共享。2026年1月，诸暨市已培育185家ODR，实现“一次不用跑”就能线上化解矛盾。

　　媒介化治理“嵌入”的新困境

　　当前，嵌入的实践成效更多体现为媒介主动介入带来的现象性改变，而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与人工智能技术突进，对现阶段媒介化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首先，现阶段媒介化治理的信任嵌入，多基于办事逻辑而非陪伴逻辑。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2.6亿，许多基层社区老年人口占比极高，而老龄化社会的治理需求，不仅在于事务办理，更有情感慰藉与日常陪伴。当独居老人面对智能屏上的AI助手，即便它能流畅应答，也无法替代邻居的敲门问候。多地推广的“智慧社区”平台仍以事项申报、政策查询等事务性功能为主，界面设计、交互逻辑对高龄群体并不友好。一些社区在推行“AI网格员”试点后，人工上门频次减低。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区将线上反馈率、终端活跃度纳入基层考核，倒逼社区工作者将更多时间用于维护数据指标，反而挤压了原有的入户走访与情感联络空间。若不能融入老年群体的生活世界，媒介化治理可能制造出更多分散的情感孤岛。

　　其次，生成式AI的爆发式普及，正在对文化“嵌入”构成根本性挑战。当前的文化“嵌入”多停留在媒介对文化的利用层面，地方文化被作为内容素材进行低效使用。当算法可以低成本伪造“传统”时，真实的集体记忆则面临被稀释、替代的风险。不少得到改造的历史社区被大量打卡式传播，AI生成的美化打卡文案、滤镜化短视频广泛流传。原住民的居住困境、院落变迁、邻里生活等真实记忆被简化、符号化，公共传播中网红化叙事显著挤压原住民真实叙事。这一现象表明，媒介化治理若仅停留在文化“嵌入”，不深化为对社会记忆的深度挖掘与保护，将难以守住城市记忆的真实性与主动权。

　　最后，人工智能在基层治理中的快速应用，正在将监督的透明治理推向复杂的技术操控维度。当越来越多的治理决策由算法主导，系统自动判定、自动分配资源时，透明正在失效。这些算法决策的过程隐藏在代码与数据黑箱中，即便结果公示，过程也无从追问。算法以效率为最高原则，但基层治理面对的恰是那些难以标准化的人情事理。

　　构建数智时代媒介化治理的路径

　　从现象性“嵌入”到机制性“融合”，是我国进入数智时代基层治理结构性变革的必然选择。嵌入意味着媒介化的治理逻辑进入基层社会的物理空间与运作架构；融合则意味着媒介化的治理逻辑融入群众生活、乡土情感、地方意义的综合系统中。这需要在媒介化治理的关系、意义与制度三个维度进行革新，构建适合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在老龄化社会中重建有温度的关系连接。当老年人被挡在扫码办事的门槛之外，以关系连接实现治理的第一要义，就是让媒介化治理回归“人”的逻辑。上海市徐汇区“邻里汇”与“养老管家”的联动模式表明，当社工通过微信群、视频通话与老人建立日常问候的“弱关系”，关键时刻便能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强信任”。未来更需要从事务性连接向情感纽带方向深入，推广智能终端与网格员的联动模式，让媒介化的物理节点转化为关系连接，使媒介化治理从有覆盖、弱认同的“嵌入”阶段，进入与之成为关系共同体的“融合”阶段。

　　在AI生成时代，强化真实的意义主权。当AI可以批量制造数字化的乡愁记忆时，意义的价值超越了文化再现的功能。基层社会需要推动由居民主导的集体记忆生产，将口述历史、地方经验、方言文化等民间真实记忆转化为可传承的数字资产，构建群体智慧来对抗算法和拟像造成的记忆变形。深圳龙岗横岗街道对历史遗迹的保护，并非任由AI生成网红化的“客家古村”，而是联合高校专业团队，以居民口述史为核心，运用AI建模与激光扫描技术为建筑构建“数字生命档案”，确保文化传承始终扎根于真实的生活叙事。

　　在算法治理时代，建立可问责的透明规则。当越来越多的治理决策由算法主导，传统的舆论监督模式逐渐淡化。若不建立算法治理的问责机制，媒介化治理就会成为掩盖算法权力的共谋。现代化治理的核心是让技术逻辑受制于治理逻辑，建立算法备案、影响评估、异议申诉等基础制度，让每一次算法决策都留有可追溯的痕迹。

　　数智时代基层治理的媒介化重构，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技术理性与社会价值的深层博弈。因此，构建技术与人文的平衡机制，确立人机协同中的主体性原则，建立算法权力的规训与问责体系，将技术逻辑深度融入治理逻辑之中，是构筑中国未来社会治理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抉择。

　　（作者系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