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生活中，大量损害结果源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常出现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却造成重大损害的疑难纠纷。如何妥善因应处理，考验古往今来中外社会的智慧。在我国，相关立法经历了从“衡平原则”到“法定分担”的演变过程。然而，在法律未作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意外事件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依然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亟待回应的现实问题。

　　意外事件与损害填补

　　侵权责任法以过错责任为一般原则，即行为人仅在存在过错时才需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意外事件中，往往难以将责任明确归咎于任何一方，此时损害如何分担便成为实践中的棘手难题。不妨以一则真实案例加以说明。

　　2024年2月，李某开车回小区找地方停车，刚好邻居家门口有空位，但是被角锥拦住。他商请邻居暂时在此地停车，不果，双方发生口角。邻居配偶加入争执，几分钟后，邻居配偶突发心脏病猝死。邻居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120万元，法院判决李某承担15%的责任。

　　由旁观者的角度看，人际间为琐事发生口角并不少见。对于妇人猝死，难以认定李某存在过失，仅仅因为口角争执，就让李某承担妇人死亡的赔偿责任，难谓公平。但妇人因口角争执而一命呜呼，无人担责，似乎也不合情理。法律如何回应意外事件带来的重大损失尤为关键。不妨把焦距拉长，扩大视野，观察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如何处理类似意外事件。概括而言，有两类做法可以作为参考坐标：陨石原则与国家兜底。

　　陨石原则与国家兜底

　　在初民社会，物质条件匮乏，一旦发生类似意外损害，只能由受损方承受全部损害。就像被天外飞来的陨石砸中一样，自认倒霉了事，此即陨石原则。随着社会发展，物质条件相对富饶的北欧等国规定，如果发生纯粹意外事件，个人无需承担责任，而是由国家出面兜底，对受损方进行补偿。其运作逻辑类似于一种保险制度：民众通过日常纳税缴纳保费，一旦意外发生，个人免责，由承保人（国家）履行理赔义务。

　　无论是初民社会的陨石原则，还是北欧国家的保险制度，都是处理意外事件的方式。当然，介于这两者之间，还存在许多其他制度安排。我国立法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探索和回应，并且经历了由授权法官依衡平原则具体裁量，到严格限于法律规定才分担的演变过程。

　　衡平原则的保险本质

　　在《民法典》实施之前，原《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原法”）第24条规定意外事件中双方均无过失时，适用衡平原则，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裁量，由双方分担损失。本质上，衡平原则的运作逻辑与保险机制相通，以无恙济助有恙，以无损补偿有损。

　　原法第24条的精义，还可作进一步阐释。在当事双方均无过错的意外事件中，受损方的情况相对简单。其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请求补偿完全合情合理。意外发生后，受损方提起诉讼，表面上是寻求经济补偿，深层动机还包括讨个说法：飞来横祸，一人自担，明显不公。如果立法和司法能给受损方一个合理的说法和处理方案，有助于受损方在精神和心理上得以宣泄和疏解。

　　相比之下，未受损方的处境则更为微妙。尽管其未遭受身体和财产上的损失，但同样可被视为受害人。这种损害并非发生于意外的瞬间，而是来自对方家属的激烈反应，以及自身难以消解的挫败感。然而，在许多案件中，即使行为人本身没有过错，仍表示愿意作出金钱上的补偿。将心比心，自己完整无缺，而对方却承受惨重代价，若能有所付出予以慰藉，则日后内心得以安宁。这种同理心乃人之常情，而底层逻辑仍是保险观念：以自己的有余，济对方的不幸。

　　立法授权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裁量补偿额度，由未受损方向受损方支付相应补偿，本质上是在个体之间运行的一种保险机制。在负荷能力方面，衡平原则自然比不上国家兜底补偿。然而，比起由受害者承受全部损失（陨石原则），显然更胜一筹。

　　意外事件因应的

　　立法变迁

　　衡平原则的处理模式是在双方均无过错、损害由意外造成时，法官裁量分担损失。这种处理模式，与朴素正义观中“有过错才有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形成了潜在冲突，容易被解读为“和稀泥”式的裁判，引发社会争议。因此原法规定的衡平原则，最终被《民法典》第1186条所替代：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从而收窄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

　　《民法典》具体规定了几种较为常见的意外事件情形，如紧急避险、见义勇为、暂时丧失意识致人损害等。然而，之所以称之为“意外”，原因在于非常人所能料，当然也包括非立法者所能事先预设，法律自然无法提前列举所有无过错意外类型。体育课热身跑步过程中，学生猝死；狂风暴雨导致符合建筑标准的墙壁倒塌压死路人；因心情抑郁在同事家跳楼……这些意外情形法律均未明确予以规定，但行为人往往仍愿意有所付出，抚慰受损方亲属。但依《民法典》第1186条的规定，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几种情形，大量未被列举的意外事件，即便双方均无过错，法官也因缺乏法律授权而无法裁量分担损失，最终适用“损失由受害人自行承担”的陨石原则。

　　法条局限与原则回归

　　原法第24条的不足，常被归咎为法官裁量权过大。然而，相比之下，《民法典》第1186条的缺陷或许更为突出。

　　其一，从学理层面审视。人际交往中难免发生冲突与摩擦，进而产生损害，各方应当依法根据各自过错界定和承担责任。然而，在意外事件中，各方均无过失，却仍造成损害。此时，希望通过法律规定处理纠纷，则是缘木求鱼。原因在于，法律规范是对人们既往行为进行规律性总结，并据此确立的行为准则。面对极为特殊且罕见的意外事件，事先无法预测，无从总结规律，因此难以预先制定相应法律。从逻辑上看，“意外事件”和“规律性”之间，是彼此抵触对立的。

　　其二，从司法实务观察。《民法典》施行后，一旦出现法律未明确规定的意外事件时，法官因应的方式往往有三种：第一，强行认定未受损方有过错，按照过错责任规定，判决其承担适当比例的补偿；第二，直接援引《民法典》第6条的“公平原则”，判令无损失方适当分担损失。第三，因为法律未明确规定具体情形，只得由受损方承担全部损害。第一种做法，强行认定无过错者有过错，违背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第二种做法，通过“向一般条款逃逸”的方式，用抽象法律原则，架空具体法律规则；第三种做法，本质上是初民社会“陨石原则”的体现。三种做法显然都不理想。

　　相比之下，原法第24条似乎是更为妥当的选择。在实体处理结果上，该规定既可视作意外事件当事人之间的一种相互保险机制，也体现了对不幸后果的伦理关怀，于双方而言均可接受。而《民法典》第1186条则将立法者未预见的意外事件，直接按照“陨石原则”处理，在风险客观存在且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这一立法选择未必是更优方案。在纠纷解决实效上，原法规定由法官结合实际情况裁量分担，既能克服立法者无法全知全能的局限，又发挥了法律的衡平功能，仍然值得学习与借鉴。面对新法的适用难题，法官通过变通的法律适用路径，回归原法第24条的裁判结果，本身也体现了裁判者的实践理性和智慧。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