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套哲学体系，更是一座思想宝库。在这座宝库中，最重要的是关注“理解何以可能”“对话如何展开”“向他者怎样敞开”等哲学追问。这些追问穿透思想迷雾，至今仍向我们发出同行、同问、同思的邀请。

　　《伽达默尔与东方思想：与伽达默尔同行》以“接着讲”的对话姿态，将伽达默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深度互释，努力实现从“解释学在中国”到“中国解释学”的范式跃迁，为中国传统思想在全球哲学版图中的当代转化开辟了新的思想空间。

　　伽达默尔的哲学洞见

　　开端问题是一个关乎西方思想命运乃至人类文明走向的存在论问题。作者在第二、三章探讨了开端之思的哲学意蕴。伽达默尔的哲学洞见在于，提出一切开端都是终结，而一切终结也都是开端。基于这一开放性理解，他从开端性上将“他者性”引入哲学，为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思想作为一种可能的哲学形式打开了想象空间。

　　实践哲学的转向。该书第五章探讨了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转向”问题，认为这一转向可以视作西方实践哲学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实践知识的独立地位，康德确立了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那么伽达默尔则通过解释学的存在论奠基，实现了实践哲学的全面复兴。伽达默尔将实践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范式”看待，意味着这种实践知识具有与纯粹理论科学完全不同的对象、论域、原则、性质和话语表述方式，它是关于人对本身存在和行为意义反思的智慧思考。

　　身体维度的意义理解。作者在第九章中提出，伽达默尔认为，人类文明的深度进程伴随人的身体器官不断“非专门化”而展开和演进，这种非专门化同时导致技术主义、科学主义支配一切的重大文明危机。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彰显人的身体器官作为“一种精神性器官”的意义。伽达默尔认为，在现代医学面前，作为病人的人被看作客观知识及其运用对象。事实上，人的健康问题应是人的存在的一种自然状态的平衡，医疗只是一种辅助手段，旨在恢复和重建这种平衡。

　　作为倾听的理解。西方哲学长期以来受“视觉中心主义”支配，强调主客二分、对象性直观与确定性的把握，这种认识论模式内在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控制与表象化。而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理解并非只是主体对文本或对象的单独“观看”与掌控，更是对存在声音理解性的“倾听”与应答，借此实现对西方哲学视觉中心主义的根本性变革。

　　伽达默尔的哲学批判

　　作者从科学方法论霸权、实践哲学的失落、技术主义异化以及视觉中心主义认识论等多个层面，呈现了伽达默尔的批判性反思与变革。

　　首先，西方文化的“厄运”。古希腊人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科学”概念，它追求的是关于世界本质普遍、绝对、不变的知识，其典范是数学与几何学，并经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而获得形而上学的神圣地位。至此，理论科学被视为最高贵的知识形态。但伽达默尔认为，正是这种对确定性、必然性和绝对性的偏执追求，构成西方文化的“厄运”。作者深刻阐发了伽达默尔这一批判的意涵：当科学成为知识的最高范例和唯一合法形态时，一切不能符合这一标准的知识形式——包括关于人类存在、伦理实践、历史理解和审美经验的知识都被贬低了。这一批判提醒我们，知识的形态是多元的，理论科学只是其中之一，而非全部。

　　其次，科学技术的异化。人类社会生活日益被纳入科学—技术的控制框架之中，这造成了一个悖论：科学越发达，人对自身存在的理解越贫乏。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将进步等同于科技的进步，将合理性等同于技术效率的最大化，这种技术主义的思想“支配性宰制”当代人的意识。在作者看来，这种疏离与悖反构成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根源。

　　最后，视觉中心主义的消解。伽达默尔对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看”抬高“听”，而是打破两千多年来视觉单一感官对哲学思考的垄断，恢复人类存在理解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单纯的观看，单纯的闻听，都是独断论的抽象，这种抽象人为地贬抑可感现象。感知总是把握意义。”在作者看来，伽达默尔这一批判的底层逻辑在于，消解西方传统主体中心化，走向主体间性；从寻求真理转向寻求理解，拓宽人类对真理的理解视域；克服立足视觉基础上的在场性偏见，彰显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作者认为，这一批判从认识论根基动摇了西方主客二分、主体中心的知识模式，为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思想参与全球哲学对话开辟了平等的理论空间。

　　东方思想的理论新诠

　　作者没有将伽达默尔的思想视作固定的理论模板，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将其与东方思想中的核心命题展开深度对话，探寻彼此的契合点与互补性。具体而言，该书的“接着讲”体现在三个层面。在问题意识上，并非以伽达默尔的文本为唯一准绳，而是敏锐捕捉伽达默尔哲学中与中国传统相通的核心命题，如实践智慧、对话伦理、倾听之道、经典诠释、原初经验的实践向度等，并以此为根基激活中国哲学传统中长期被遮蔽或未被充分言说的思想资源。在方法论上，尝试超越“以西释中”的简单比附模式，拒绝“以中释西”的文化自足心态，践行伽达默尔倡导的“视域融合”就是让中西方思想传统相互提问、相互应答、相互照亮。在理论建构上，试图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命题，如“汉语哲学的可能性”“实践哲学作为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科学理论范式”“倾听哲学与东方听觉性认知方式互通”等。

　　这些理论新诠构成全书的精华，它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哲学被定位为以实践智慧为核心的独特哲学形态。经由伽达默尔实践哲学范式的激活，我们看到中国哲学并非缺乏逻辑体系的“伦理格言汇编”，而是一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路径、以“知行合一”“体用贯通”为旨归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其二，汉语被确认为一种具有哲学创造力的语言性存在。伽达默尔“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的本体论思想，使我们看到汉语作为一种非拼音化、意象性、语境依赖的独特语言，蕴含着区别于西方概念化思维的另一种哲学表达。其三，儒家人格被理解为中国哲学最本真的存在方式。这种将哲学理解为做人而非论理的传统，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对抗技术化、工具化生存的生活智慧。其四，中国“听觉性”的认知方式被提升至本体论高度。伽达默尔从“视看”到“倾听”的转向，以及将两者结合起来，使“闻道”“感应”“听之于无声”等中国思想中的观念获得世界哲学层面上的普遍性。“道”不再是视觉中心主义框架下那个可以被“看见”的客观理念，而是在倾听与应答中渐次显现的存在意义。这一诠释不仅为中国哲学争得了认识论层面的话语权，更从根本上挑战了西方哲学两千余年的感官等级制。

　　通过这种诠释，我们得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与智慧的世界，它不再是西方哲学标准下被边缘化的“前科学”形态，也不是博物馆中凝固的古代遗产，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能够与全球哲学深度对话的开放系统。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