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改革，多次就改革方向作出重要指示。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在此背景下，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上不断深入探索，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超大城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其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组织方式快速变迁、社会风险日益集聚，对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全新挑战，有必要以前瞻性战略思维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超大城市社会发展新态势及其治理挑战

　　我国超大城市不仅具有人口众多这一基本属性，还是功能密集型和空间集约型的经济发展系统，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技术创新的时代潮流中处于重要节点。近年来，超大城市的社会发展呈现出一些新态势。

　　密集的存量更新期快速到来，城市人居生态优化引出治理新课题。我国大规模住宅建设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将陆续开展更新改造。这些更新项目不仅关乎工程建设，还涉及基层社区居民的利益协调和公共协商，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依托。目前，此类项目的规划、推进大多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筹实施，基层治理部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这些项目的社会治理推进效应并未最大限度发挥，有时还会引发一些基层矛盾。如何紧抓这一治理创新的历史机遇期，对推动超大城市社会的公共性领域构建具有战略意义。

　　新型社区和居住形态快速涌现，基层治理体系因势变革日益紧迫。随着超大城市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深度建设以及城市转型发展加速，一些区别于传统居民区的新型社区形态对治理提出新要求。其一，因“15分钟生活圈”的构建而在城市街镇与居民区之间形成了以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共享和共治为着力点的治理区域。此区域不在居民区围墙之内，但对精细化治理作用显著，由此提出新型治理网络构建的问题。其二，服务超大城市建设而形成的“新时代建设者之家”“人才公寓社区”以及服务重大工程而形成的新型居住社区日益涌现。尽管这类新型社区在北京、上海等地快速布局，但其并不一定建有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这“三驾马车”，管理和推进方也多头复杂，此类小区迫切呼唤新型治理模式。其三，超大城市在国际化进程中形成的国际化社区不断成型。其虽设有传统的社区治理体系，但由于居民的国际化背景和多元文化习俗，往往对治理模式创新提出更高要求。

　　数智社会组织方式日益凸显，面向新型动员机制的治理创新势在必行。新一代数智技术和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数智化动员”的新型社会组织方式，并具有三大特征。首先，动员主体“去中心化”，即动员可由分布于不同领域的普通人通过网络共同推进，进而可能推动非预期的社会集聚性活动。其次，动员机制高度依赖“情绪场”和“意义构建”。数智化传媒为批判性、怀疑论社会情绪的传播和特定群体构建看待社会现象的“意义系统”提供了支持。这种新型动员机制运作隐蔽且难以预测，可能对城市治理形成挑战。最后，动员水平表现为“低烈度常态化”。由于社会动员经数智网络融合于日常生活之中，因而强度比传统社会动员弱，但却能长期存续并潜移默化影响社会心态。

　　流动社会快速发展，治理网络有效全覆盖面临深层难题。超大城市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催生出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流动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由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以及各类内容创作者、互联网相关从业者等群体构成。这一群体的特点是高度灵活、流动性强、组织松散，使得原有的传统城市治理网络难以直接覆盖。此外，这一群体在城市生活中常缺乏社会支持网络。如何根据这一流动社会的发展特征，织密超大城市多层次治理网络成为重要的治理创新问题。

　　深入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改革的战略思路

　　上述新问题对传统超大城市治理体系提出了全新挑战，亟待政策设计引入新思维、新路径，从而以前瞻性战略思路推动超大城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以系统改革思维推动城市更新与治理创新深度融合。未来，要紧密围绕“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的重要原则，充分发挥城市大党建的跨域协同功能，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和塑造社会认同为目标，推动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一是创新城市更新领导与推动模式。统筹推动规划、城建、旧区改造、社会工作部等职能部门，以社会建设理念推动城市更新，在切实改善城市功能布局的同时，增进社会信任、促进社会融合。二是提升城市更新的社会参与度。将社区基础设施更新、居民区住宅更新、社区公共设施更新以及“15分钟生活圈”营造作为社区自治的重要工作内容。三是提升各类公共设施的社会支持功能。鼓励专业心理工作者、社会工作者依托各类社区公共空间开展积极心理辅导与情绪疏解工作，赋予城市公共空间更多维的社会支持功能。

　　以创新发展理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不断优化完善。结合超大城市居住形态和社区发展变迁趋势，不断完善基层治理制度、机制与载体建设。针对超越居民区围墙的共治需求，积极围绕“15分钟生活圈”建设，在街道与居民区之间构建紧密团结、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共治机制。将“15分钟生活圈”打造成生活便利、社会和谐、活力迸发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针对“新时代建设者之家”这类新型居住区，探索党建引领下的自治共治新举措。例如，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党组织在新型居住社区的全覆盖；强化党建阵地的服务和治理功能；组建包括基层党组织、物业、住户代表的“新三驾马车”等。针对高流动性的国际化社区，探索以社会创新为重要切入点的改革举措，充分发挥外籍志愿者、专业社会组织的服务与治理作用。

　　以数智时代的治理思维引导超大城市社会动员机制。深入结合数智时代社会组织方式变化新趋势，形成与时俱进的新型社会动员引领机制。比如，基于数智画像实现精准动员。聚焦新就业群体、青年群体、低收入困难群体、特殊群体的数字生活特征，运用更贴合其生活方式的途径和话语开展动员。又如，强调过程动态治理。注重对社会情绪场的动态观测，并形成针对性的干预机制。再如，探索数智社会的公信力形成机制。除权威部门背书外，充分发挥普通公众、社会组织、网络达人在公信力构建中的协同作用。积极探索更透明且多方参与的重要信息发布机制。

　　探索融治理于服务的新就业群体新业态治理新模式。以公共服务精准传递为切入口，更好凝聚和团结新就业群体，推动其逐步进入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成为治理的主动参与者。不断探索新业态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在塑造新就业群体稳定预期的基础上培养健康积极的行业健康心态。在新就业群体社会融入的关键节点构建党建支持网络，吸纳新就业群体深度参与城市治理。

　　上述改革举措的核心思路就是要与时俱进地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尊重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更加强调对中国独特治理资源的深度挖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城市社会治理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