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1893—1980）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顾颉刚先生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相当感人。在1932年9月5日的日记中，他忧心如焚地写道：“在国家社会如此情形之下，教人如何能安心读书。我极愿做些救国工作”；随着国难日殷，顾颉刚先生提出，“我们现在，应当以救中国为本分”。以救国为己任的责任心，激励着他开展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

　　积极联络各界呼吁抗日

　　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侵略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华北局势危急。1936年10月，顾颉刚、徐炳昶等先生首倡并领衔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指责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的政策：“去秋以来，情势更急，冀东叛变，津门倡乱，察北失陷，绥东危急，丰台撤兵，祸患连骈而至，未闻我政府抗议一辞，增援一卒”。宣言提出政府对日交涉应不辱主权、稳定华北等一系列要求。《申报》报道宣言：“发表后，此间一般人士，均取热烈之赞助态度，现发起人等正在继续征求签名，参加者颇为踊跃。”顾先生还在日记中记载了上海日文报纸的评论：“《世界日报》沪电，谓上海日文报纸评此次宣言事件，竟在冀察当局势力之下发生，殊堪骇诧。并谓此如穿了袈裟握手枪。”顾颉刚先生表示：“此文确能给日人以精神上之威胁，我辈说话尚为有效也。”宣言发布以后，引起国民政府的猜疑，国民政府“严电质问有何背景及有何组织。王雪艇给蒋梦麟两电，谓恐引起学潮，须切实制止。因此，签名者颇恐惧，有欲退出者”。最终，该宣言征集到150人签名。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电对宣言所提出的主张全部接受，顾颉刚先生对此表示：“如政府昧食诺言，则以后将无人敢再信政府矣”。

　　顾颉刚先生还积极联系张学良、傅作义等国民政府将领，劝其抗日。1936年6月，顾颉刚等人发表《致广东广西省政府及各集团军》，呼吁“放下民族自杀之屠刀，以和平忍耐方式，共筹救亡大计”。9月，顾颉刚等人组织西北考察团前往绥远见傅作义，“鼓励及慰劳其为国努力，誓守绥远”。11月，顾颉刚先生到西安出席陕西省考古会年会，据当时的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的王振乾先生回忆说，他曾受党组织委派，帮助顾颉刚等人与张学良见面，顾颉刚等人以讲宋史为名，向张学良灌输“促蒋抗日”的思想，劝说张学良“争取全面的团结抗战”。“西安事变”发生后，顾颉刚先生积极奔走，争取和平解决。随后，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联合北平教授致电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顾颉刚先生也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张学良，在致国民政府电中，提出国民党政府“应以大局和民意为重，主张和平解决”。通电还称：“凡有利于我民族国家之统一生存者，皆拥护之；凡作分崩离析之行动，陷我国家民族于危亡者，皆弃绝之。”国共合作抗日达成后，顾颉刚先生公开表态支持，在接受《西北日报》访谈时说：“国共合作，共赴国难，这是中国空前的创举，此后，若更能诚心合作，共信共忍，则抗战必能胜利，民族必能解放。”

　　编印读物宣传抗日

　　顾颉刚先生认为，“唤起民族精神之责任，实重于杀敌效果，其工作亦艰于赴汤蹈火”。他在《我们怎样写作通俗读物》中说：“通俗读物的任务是要适应抗战的需要与民众的要求。”

　　顾颉刚先生与燕京大学同仁设立“三户书社”，后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以下简称“编刊社”），“以抗日故事写为唱本剧本，定最低廉之价格出售，使读之者感觉今日国家地位之危及自身所负责任之重”。编刊社先后编出《宋哲元大战喜峰口》《二十九军男儿汉》《义军女将军姚瑞芳》等抗日鼓词，深受民众欢迎，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卢沟桥事变后，编刊社编印的《血战卢沟桥》“销行了五六万”。顾颉刚先生在1946年回忆说：“凡民众所乐意接受的，一年中可销到百万本。我们把六七年中的销售总数计算一下，竟销出了五千多万本。”巨大的销量反映了顾颉刚等人编印的通俗读物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各种卖唱本的书铺和地摊都来批发，乡间的塾师和小学教员也买去教学生和农民”，当时河南、河北、山东、绥远等地的民众教育馆，都选用编刊社的书刊作为民众教育的课本，在民众当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6年11月，傅作义收复百灵庙，编刊社编了一册鼓词《攻打百灵庙》，并受邀到绥远表演，“一唱起来，惹得许多士兵都哭了”。1937年初，《申报周刊》二卷八期发表《最近华北教育界动态》，介绍北平学生们利用寒假到附近庙会、农家宣传抗日，他们带着大批通俗的爱国故事读本，“多是顾颉刚所主持的通俗读物社出版的如《打汉奸》《攻打百灵庙》等，都是五言七言的，好像弹词小调一般，极受乡民欢迎”。

　　编刊社积极宣传抗日，日本人认为“抗日最力团体”。在日本人开列的抗日分子名单中，顾颉刚先生位居前列。1937年7月，北平沦陷前夕，顾颉刚先生和编刊社不得已迁往绥远，后于当年10月迁至西安，在此过程中他一直坚持编写抗日通俗读物。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编刊社编印了宣传八路军抗战的小册子《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引起了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谢觉哉、彭加伦等人的关注。谢觉哉专门会见顾颉刚，讨论通俗读物，顾先生也在会面后感慨说：“民众教育唯彼方能识之，亦唯彼方敢为之也。”

　　顾颉刚先生认为，自己“自二十二年长城战役以后直至七七事变，此四五年中离学问日远而与民众日亲，自问去彼取此，无益于己而有益于国，拼作时代牺牲，亦可无憾”。1946年10月，他在给杨向奎的信中说编印通俗读物，“此一事业在我一切事业中独为伟大”。可见顾先生对唤醒民众抗日意志的重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学术研究服务抗日

　　顾颉刚先生以著名历史学家为人所知，学术研究是其一切事业的基础。在面临国家危难的紧急关头，他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国家的需要、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起来，用学术研究抵制日本的文化侵略。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坚定地说：“我不信纯粹的研究工作不能救国。”

　　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先生有感于日本企图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因此将研究重点集中在边疆、民族等问题上。1934年，他在北平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认为“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顾颉刚先生又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在《发刊词》中说自己创刊的目的是加强一般民众、学者、企业家、青年对边疆的了解和重视，“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除了创办刊物外，顾颉刚先生还用自己的实际研究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心。1939年1月1日《益世报·星期评论》发表顾先生《“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文章认为日本人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中国本部”之外，欺骗中国及世界人士，以窃夺中国土地。他痛心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中国本部”一词的侵略性，“中了敌人的诡计，危害了国家的前途而尚不觉察，才是真正该痛心的事实！”他在与史念海先生合作编写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绪论中指出，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

　　顾颉刚先生还敏锐地看到日本侵略者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企图，1939年2月，他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日本人假借“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东三省，硬造出一个伪满洲国，还在西南、内蒙古等地假借民族问题煽动分裂。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巨大的反响，顾先生在1939年4月15日的日记中说，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报纸“转载者极多”。白寿彝先生评价这篇文章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个口号久已喊遍全国，但用事实来作证明的，这还是第一篇文字。费孝通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给他致信说：“身为国人，能不憬然自悟！”费孝通先生认识到，“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顾颉刚先生的民族理论意在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分化中国的问题，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对一体性的认识和论证，对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