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非洲文学谱系形成过程中，语言问题始终是热议的焦点，这根植于非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非洲文学的表达媒介处于一种结构性矛盾中，作家的母语固然是文化根脉的载体，却难以作为广袤非洲大陆统一的文学交流语言；而英语、法语、德语、葡语等前殖民者的语言，则凭借政策制度与教育体系，以近乎强制的方式嵌入现代非洲文学场域，成为事实上具备跨地域流通功能的信息传播工具。于非洲作家而言，选择何种语言“为谁言说”“向谁言说”，既是日常实践的第一要务，也是一道必须面对的难题。

　　非洲民族国家诞生的诉求是政治自主与民族独立，但是殖民体系的崩塌并不意味着殖民者语言的离场。独立后的非洲大陆普遍接受前宗主国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英语、法语等依旧在行政、司法、学术等公共领域通行，文学创作亦如是，这些语言仍旧发挥着某些制度性功能。1962年，在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举行了“非洲英语作家大会”，会议本意是擘画独立后非洲文学的发展蓝图，却使得文学语言与身份政治的矛盾事实浮出水面。会议命名即奠定了对于非洲文学而言欧洲语言的“在场者”基调，但斯瓦希里语、豪萨语、阿姆哈拉语等非洲本土语言作品却被排除在外。这一事件引发尼日利亚作家瓦里的尖锐批评，次年他撰文《非洲文学的死胡同》，首次将语言问题推至非洲文学论争的中心。他提出，非洲作家应当具备基本的语言政治观，即非洲文化传统的书写表达应当使用非洲语言而非其他，语言是立身之本更是民族之魂。

　　在此后长达数十年围绕非洲文学语言立场展开的论战中，两位非洲小说家的思想与实践极具代表性，他们分别是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与肯尼亚作家恩古吉。阿契贝在《英语与非洲作家》一文中号召使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并创造性地提出“英语非洲化”的路径主张，呼吁作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在英文写作中植入如伊博语的词汇、修辞等方式，将英语转化为承载非洲思维的工具，进而使之成为表现非洲文明特质和文化意涵的传播载体。与之不同的是，青年时代一直坚持英语写作、中年时期却发誓只用母语基库尤语写作的恩古吉在其著作《思想的去殖民化：非洲文学中的语言政治》中，将非洲本土部族语言视为人民群众开展反帝斗争、维护身份主权的重要武器。与此同时，他又变通地将文学创作与作品传播结合起来，翻译自己的基库尤语小说。两位作家看似矛盾的做法实则展现了他们真实且务实的思考——作为行走在民族国家建设前列的知识翘楚，对文学语言所拥有的政治意义进行检视时，族群文化母体中的认同与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新知交融，在历史和现实的镜面中不断相互投射、重构创新。不可否认，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是审视整个非洲大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视角。

　　语言政治是区域国别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要理解某个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文学何以具有独特性乃至世界性，就必须溯源其关联的文明进程与文化交往。西方后殖民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洲文学的语言之争提供了批判视角，但其底层逻辑建立在“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论层面，无论是改造前宗主国语言以适配在地需要，抑或以本土语言写作拓宽传播路径，有关文学实践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互机制和共生经验并未得到充分观照。非洲文学的根本问题不仅是“用谁的语言去写作、去传播”，更是“如何使语言背后承载的生命经验得以平等对话，继而创造共进之势”。

　　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曾长期被框定在殖民历史的解释框架中，但随着当代非洲语言文学的大跨步发展、全球南方文学主体性的彰显，非洲文学正在向世界展现一个更加丰满、更具内驱力的文学版图。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埃及语言政治与民族国家建构研究（1952年至今）”（23BSS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