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教材，悠悠国事。教材是包含教科书的教学材料体系，教科书是教材的主体。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时代进程中，教科书研究的理论自觉与话语自主，已成为关乎国家文化主体性塑造、教育话语权确立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的战略性议题。构建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国文化、引领时代命题的教科书研究自主话语体系，不仅是教材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服务民族复兴大业的学术使命。该体系的构建遵循价值先导、历史传承、理论创新、文化浸润、实践检验、未来引领六重逻辑。它们彼此衔接、逐层推进，凝聚成一个立场鲜明、根基深厚的完整学理框架与表达系统，更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以教材为中心的中国教育特色及其全球意义。

　　价值逻辑：以立德树人为旨归，锚定话语体系的中国立场。任何成熟的话语体系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坐标。价值逻辑是教科书研究中国话语体系的灵魂，它从根本上回答“因何发声、为谁立言”的元问题，为话语体系确立根本立场与价值尺度。教科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自觉以“中国性”为根本立场、以“立德树人”为终极旨归，经由政治、文化和育人三位一体的路径推进。在政治维度上，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教科书的国家事权属性，阐释教科书建设背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智慧，确保话语体系构建始终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方向。在文化维度上，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蒙以养正”“文以载道”等传统教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中华文明重视教材的突出特性系统转化为分析教科书的独特视角。在育人维度上，须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教育活动的基本规律，将“立德树人”作为构建话语体系的终极标尺。

　　历史逻辑：以传统赓续为脉络，夯实话语体系的深厚底蕴。历史逻辑为教科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根脉滋养，旨在回答话语体系“从何而来”的身份之问。该逻辑聚焦中国教科书建设“实践史”与学术“研究史”两条主线，通过阐明二者之间的辩证互构关系，揭示话语体系构建的历史内生性根源。在实践史脉络上，自古代“三百千千”“四书五经”等教化文本到清末引入西方现代教科书，再到本土化编写探索，直至当前教材建设成为国家事权，这一历程积累了丰富的以教材为中心的中国经验。研究史脉络上，从早期零星的教学经验总结到引进与批判吸收西方理论，再到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分析与跨学科多元批判，及至迈向建构教材学的学科自觉，该历程积淀了丰富的方法论成果，凝练出一系列核心议题，逐步形成本土理论关切。实践史与研究史深度互动，构成“实践提出问题”与“研究提供反思与理论指引”的共生关系。正是这双线脉络的赓续与辩证交融，赋予教科书研究中国话语体系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主体性。

　　理论逻辑：以融合创新为基石，筑牢话语体系的学理根基。理论是话语的内核，是话语体系形成的前提。理论逻辑关乎话语体系“以怎样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与建构”，旨在形成一套具备强大解释力、批判性与前瞻性的标识性概念体系与理论分析框架。教科书研究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关键在于推动理论资源的深度整合与方法论自觉。首要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其基本原理作为基础分析工具，致力于实现“两个结合”在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具体落地。这要求研究者积极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成果与自身实践中提炼原创性分析框架。同时，需自觉探索教科书研究逻辑与方法论的中国路径，形成一套兼具普遍解释力与中国特色的认知框架与话语工具，使中国教科书研究能够从“理论消费”走向“理论生产”，在全球学术对话中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为课程教学理论生产强有力的中国教材知识。

　　文化逻辑：以精神标识为内核，塑造话语体系的独特气质。文化是深刻而持久的力量。文化逻辑系统阐释中华文化基因如何作为“精神标识”内在地塑造话语体系的精神特质、思维范式与审美品格。以文化逻辑构建话语体系，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精神特质层面，需构建根植于中华文化精神的意义阐释框架，深刻解读教科书如何承载与创造性转化中华文明精华，为分析教科书的内容选择、组织逻辑与价值叙事，提供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独特分析工具。二是思维范式层面，需自觉融入并彰显中国传统的整体性、辩证性等思维特质，如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审视知识体系的内外关联，以“执两用中”的辩证智慧把握教科书中传统与现代、统一与多样的关系，形成区别于西方分析范式的主导性思维路径。三是表达叙事层面，应追求对中国美学风格的转化与升华。在学术表达中融汇中华优秀审美传统，锤炼兼具学理深度与传播效力的语言与叙事方式，使话语体系既能严谨地“讲透”，也能被有效“听懂”并“传远”。

　　实践逻辑：以育人场域为检验，激活话语体系的动态生成。实践是话语的基础和归宿。实践逻辑从根本上回答话语体系“因何而生、何以检验、如何发展”的动力、效能和生成机制问题。首先，教科书研究的问题源于真实的育人实践，最具原创性与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必须从中国独特的教科书编、审、用、评全链条的实践矛盾中生长出来。其次，实践是激活、整合与检验前述四重逻辑的关键场域。价值逻辑在教科书研究实践中得以兑现和衡量，历史智慧在当下实践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理论逻辑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与修正，文化逻辑在学术表达与交流中得以具象化呈现。最后，话语体系需要在实践中反复验证、修正与创新。要建立“研究—政策—实践”一体化的双向滋养机制。一方面，将教科书编写者、审查者、一线教师乃至学生的实践性知识理论化，用以修正和丰富学术话语；另一方面，将教科书研究产出的概念与理论框架，通过政策咨询、教师培训等渠道，精准赋能实践。

　　未来逻辑：以趋势洞察为引领，塑造话语体系的前瞻品格。未来逻辑锚定教科书研究话语体系“去往何处”的战略方向。一是国家战略向度，应深度嵌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立足教科书“国之重器”“国家事权”的属性和定位，聚焦“创新人才培养”“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等时代命题，深入阐释教科书在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核心作用。二是全球向度，应主动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胜任力培育”等人类共同议题，对此提出中国的理解与阐释。从中国本土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形成原创性理论，同时建设国际化学术平台与评价标准，以“中国经验、国际表达”吸引世界同行，在文明互鉴中构建全球引领性话语。三是未来向度，应直面并引领时代社会的深刻变革。着重回应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对知识生产、传播与习得方式的颠覆，探索未来以数字教材等为代表的教科书形态演变、知识伦理挑战以及师生关系重塑等深层议题，开创形塑未来教科书新范式的新话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教科书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研究”（BHA2401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