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深刻重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催生智能劳动新形态，同时也引发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讨论。这要求我们深刻思考、准确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要义，科学回应新时代语境下智能劳动带来的新问题。

　　坚守“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证了“只有人类的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指出包括机器、原材料、厂房在内的生产资料都是过去劳动的凝结，是物化劳动，其价值只能按照磨损程度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而不能创造出任何新增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具体劳动将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并保存于新产品之中，抽象劳动则在耗费过程中形成追加的新价值，其衡量的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将人工智能视为价值创造主体的观点，实质上是混淆了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价值的创造两个不同范畴。智能系统一般具有作为之前生产环节产出的商品、当前生产环节的生产资料、资本形态下的智能工具这三重属性。无论它表现出何等复杂的类人认知和运算决策能力，其运行机制仍基于海量数据的统计模式匹配与参数优化，始终在人类预设的目标与价值框架中运作的。而智能机器的自我思维和自我创造能力，本质上也是对象化于其中的人类复杂劳动，尤其是人类研发劳动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与价值释放。其价值转移过程正是其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在具体生产条件下的实现。从底层算法设计、数据采集标注、模型训练优化，到系统的维护与迭代升级，每一个环节都凝结着大量科研人员、工程师与程序员的活劳动。人工智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却并未动摇价值创造的根基。其日益复杂的技术系统，愈发凸显了人类活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本源地位，有力印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核心命题在智能时代的真理效力。明确这一点，是准确认知社会财富本质、把握实现人类解放的关键。

　　深化“总体工人”的实践内涵。马克思指出，在分工协作体系下，构成商品价值创造实体的，正是“总体工人”的结合劳动。随着劳动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或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智能劳动具有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劳动时空的弹性化以及劳动技能的升级化等鲜明特征。无人工厂并非无人化的生产，而是人类劳动操作环节发生了空间的转移与形态的升级，进而呈现出离场化与自动化表象。价值创造的空间不再局限于传统工厂的物理边界，而是演变为跨越研发、设计、生产、物流、服务等全价值链环节的社会化大协同过程。在价值链前端，人类劳动主导着算法设计、芯片研发与系统集成等核心创新；在价值链后端，则延伸至云平台运维、数据治理、流程优化及供应链协同管理等领域。算法通过代码间接驱动设备，数据通过模型间接优化决策，架构通过系统间接塑造流程。

　　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的跃升，价值创造日益弥散于全球性社会化智力网络中，呈现分布式、网络化、协同化的新特征。平台经济作为这一趋势的集中载体，通过算法调度与数字契约，将开发者、内容创作者、零工劳动者、终端用户等多元主体整合进统一的劳动生态系统中。战略管理者、算法工程师、数据分析师、产品经理、运维专家等各类分工主体，共同构成平台价值创造的有机整体，形成网络化、全球化的“总体工人”体系。这种兼具独立作业空间与高度协同的社会化大生产图景，意味着“总体工人”覆盖范围从单一工厂扩展到了全球数字网络，其社会结合的广度与深度达到新水平，印证了马克思“总体工人”论述的理论前瞻性。

　　洞悉技术赋能价值增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这一论断在智能时代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意蕴与实践指向。

　　智能劳动以其显著的复杂性、知识性、创造性、批判性与情感性，改变了社会劳动的价值创造格局。随着人工智能对重复性、程序化简单劳动的替代，社会劳动力结构加速向高技能、高知识方向深度转型，研发创新、算法设计、数据洞察等新型劳动形态蓬勃兴起，对劳动者的专业深度、持续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素养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类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所凝结的价值量高于被替代的简单劳动，其价值的内生增长效应日益凸显。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当前，智能生产体系下，这种较高的教育费用与较多的劳动时间已突破传统教育边界，劳动者不仅需要掌握本专业的精深知识，还需具备跨学科整合能力、创新能力、数字素养与计算思维等，需要持续的知识更新、前沿技能培训以及终身学习投入，其劳动力再生产的周期更长、成本更高、过程更为复杂。这种高密度、系统化的复杂劳动，已突破传统线性积累模式，协同强化的内生增长模式在重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结构的同时，更推动价值创造呈现指数级跃升特征，马克思所论证的复杂劳动“倍加效应”由此获得更显著的释放强度和更持久的延续性。

　　解构技术中立叙事。智能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催生了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等新形态，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根本逻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劳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本质改变。智能技术嵌入生产过程后，仅改变了资本支配劳动的具体实现形式，并未消解资本对劳动的实际控制权。技术壁垒、网络效应、平台垄断反而进一步延伸了资本支配的作用范围与渗透深度，形成更隐蔽、更固化的权力结构。算法管理成为替代传统工厂纪律的新型规训工具，数据垄断成为更隐蔽的剩余价值榨取手段，平台霸权成为支配载体，将支配权延伸至劳动者的生活时空、非雇佣数字劳动乃至用户的无酬数据贡献领域。智能技术作为人类劳动的对象化产物，本身并不具有改变社会关系的属性，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应用，终归只是强化了既有支配权力的技术外壳，并未触动资本对劳动支配权力的本质内核。

　　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质性变革，改变的是劳动的具体形态、组织方式与生产效率，并未触动劳动价值论的本质规定。在智能劳动催生的新经济图景中审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恰是其具备科学真理性、深刻批判性与强大生命力的当代印证，也为我们穿透技术表象、把握智能时代生产关系的根本规律提供了理论指引。

　　（作者系浙江树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