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艺从诞生之初便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艺视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依靠文艺凝聚人心、发动群众，为实现不同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服务。红色文艺从萌芽发展到繁荣兴盛，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党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就是红色文艺最核心的创作内核与精神灵魂。党的奋斗历程，就是红色文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之“红”，体现为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阶级立场，即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为解放全体劳苦大众而奋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体现为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为实现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服务。在新时代，红色文艺依然肩负着记录时代脉搏、讲好中国故事、凝聚民族复兴精神力量的伟大使命。

　　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

　　红色文艺诞生之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新文化阵营分化的时期，从《新青年》群体中走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是中国最早的红色文艺作品。蒋光慈的小说宣传效果十分突出，《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作品，都紧紧围绕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遭遇与奋起抗争展开，发出了被压迫者想要翻身解放的心声，让无数挣扎在苦难中的民众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前进的方向，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投身革命。这一时期的红色文艺创作者，大多主动投身革命斗争，他们深入劳苦大众中间，真切体察民众的饥寒交迫与反抗诉求，把笔尖对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书写劳动者的苦难与觉醒，让文艺真正成为劳苦大众揭露阶级压迫、呼唤翻身解放的武器。陶铸、习仲勋等革命家都曾表示，深受蒋光慈作品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戏剧家联盟等文艺组织在上海相继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领导红色文艺。左联创办了各种文艺期刊，通过公开、半公开或秘密发行的方式，传播党的声音，唤醒民众觉悟。国民党当局屡屡查封左翼刊物，左翼作家进行了顽强抵抗和灵活应对。除了期刊，左联也自办出版机构，并利用一些商业性书局出版书刊。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红色”书刊难以公开发行的背景下，不少左翼作家巧妙变换创作体裁与笔名，将阶级解放的主张融入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继续传递劳苦大众求翻身、求解放的呼声。这些创作打破了旧文艺只为少数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传统，第一次让底层劳动者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让文艺真正发出了被压迫阶级自己的声音，不断唤起更多工农群众的革命自觉，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积聚了广泛的群众力量，也夯实了红色文艺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根本底色。左翼文学向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从思想上动员了大批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壮大了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

　　抗战时期，红色文艺和红色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空前普及。陕甘宁边区汇聚了许多心向共产党的文艺人才，这些人有的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有的到陕北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长篇讲演，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使得红色文艺逐渐弥补了以往脱离工农大众的缺憾，成为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党领导下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初期已培养了大量文艺骨干，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创造了解放区文艺的辉煌成就。应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艺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红色文艺的主要功能。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后，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新社会，建设与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红色文艺新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的红色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现场，记录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讴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投身建设的奋斗身影，塑造了一大批爱岗敬业、为国奉献的先进典型形象，既清除了旧文艺中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残余，也在全社会范围内塑造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凝聚起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磅礴向心力。这些作品扎根新中国的土地，呼应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满足了广大人民对新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也逐步构建起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艺话语体系，夯实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根基，让红色文艺真正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载体。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就最大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作品。前者以回顾的方式再现了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奋斗历程，帮助全体民众建立起对新中国的历史认同与政治认同，让红色革命传统深入到了每一位普通群众心中。后者立足农村的土地改革与生产建设实践，展现了翻身农民当家作主后的精神面貌与劳动热情，描绘了新社会农村的崭新变化。这些创作整体呼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需求，在普及社会主义思想、确立新的文化价值系统的同时，也让红色文艺彻底完成了与人民大众的结合，从革命战争时期动员群众的斗争武器，转变为新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力量，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优秀的长篇小说发行量甚至高达千万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连环画、戏曲和曲艺作品，又扩大了原作的社会影响。红色文艺将党的思想向全民普及，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深入人心。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艺在服务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创作题材与表达边界，持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心聚力。步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红色文艺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它既要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征程，从伟大建党精神和各类红色革命文化资源中提炼精神内核，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也要聚焦新时代党和人民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书写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奇迹与中国人民的奋斗故事，回应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精神需求。它一方面通过对革命历史的文艺性转化，让当代人尤其是青少年直观感受到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的牺牲与努力，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以多元的文艺形式，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国人民追梦圆梦的中国故事，打破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始终践行党的文艺、人民的文艺的初心使命。电视剧《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等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前者还原历史语境，追溯建党历程，塑造了革命前辈可敬可信的光辉形象，既普及了历史知识而又无说教意味，使得不同年龄段观众均乐于接受；后者再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观之使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这类产生于新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在红色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激励着华夏儿女谱写振兴中华的华彩乐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生态视域下的中国红色文学百年史（1921—2021）”（21BZW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河北大学红色文艺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