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试点设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提出由试点高校自主设置“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以下简称博硕双学位项目），支持项目学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同时攻读另一个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

　　记者关注到，在首批试点项目中，各大高校基本采取的是“传统优势学科博士+人工智能硕士”，大部分博硕双学位组合集中在理工类、医学类，人文社科类项目占比较小。在理工科交叉可直接对接产业刚需、成果显性化的当下，人文社科的交叉究竟该走向何方？它如何既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又能契合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带着这些问题，本网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叶继元。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办法》在“教育强国”建设和交叉学科发展的整体布局中，这一制度创新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于人文社科领域而言，有哪些区别于理工科的特殊时代意义和现实需求，又如何回应数字时代人文社科转型和国家新型智库建设的迫切要求？

　　叶继元：从“教育强国”建设和交叉学科发展的整体布局来看，博硕双学位项目试点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培养高层次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模式的一次大胆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它不是让博士“回过头来”读硕士，也不是简单多拿一个学位，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博士生在深耕本学科的同时，能够系统补充另一个学科的知识、方法和能力。过去很多交叉学习靠个人兴趣、导师资源和课题需要，现在则逐步进入有培养方案、有课程体系、有导师协同、有质量保障的制度化阶段，这是人才培养逻辑的一个重要变化。

　　AI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社会的结构和人的思维方式，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对人的认知、价值观、社会治理等提供助力和指导。然而，人文社科领域的交叉有它自身的特点。理工科的交叉，很多时候首先依赖实验平台、技术路线和工程任务；人文社科的交叉，首要的不是共享仪器平台，而是共享问题意识与阐释框架。也就是说，人文社科的交叉不能只看用了什么技术、套了什么模型，更要看它有没有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有没有形成新的解释力。

　　当代人文社科研究面对的许多问题，已经很难被单一二级学科完整框定。比如数字平台权力、算法治理、人工智能伦理、气候正义、身份政治全球化、文化遗产数字化、社会风险传播等，既涉及技术，也涉及制度、文化、价值和历史。单靠一个传统学科，往往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部分。人文社科研究有的能够直接满足现实需求，但更多研究具有长远效益，即“无用之大用”。它未必马上转化成一个产品、一项技术，却可能影响一个社会如何理解自身、如何判断价值、如何改进制度。

　　在数字时代，人文社科转型不能停留在“加一点AI”“用一点数据”的层面。纯文学、史学、哲学训练的博士，往往缺少编程、数据清洗、网络分析、计算方法等训练；而纯计算机科学或人工智能背景的博士，也未必懂文本批评、历史语境、社会解释和价值判断。“文史哲博士+AI或数据科学、信息资源管理硕士”这样的双学位组合，就有可能在学制内完成一种双向规训：一方面让人文社科学生真正理解数字技术和数据方法，另一方面也让技术进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而不是停留在工具层面。

　　对于国家新型智库建设来说，这一制度也有特殊意义。新型智库需要的不是只会写论文的人，也不是只会写材料的人，而是既有思想能力、又有政策转化能力的人才。目前我国智库建设中的一个短板是，人文社科学者长于批判和解释，但有时弱于政策语言、循证方法和战略预判；政策研究者熟悉现实问题和工作流程，但有时缺少历史纵深和价值反思。因此，“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博士+公共管理硕士”“社会学博士+大数据分析与政策评估硕士”“伦理学博士+科技政策硕士”等组合，能够培养出可进智库、可对接决策部门的人才类型。这样的人既能写内参、做评估模型，也能从价值、历史和比较视野提出真问题，这正是新型智库渴求的“思想型政策人才”。

　　当然，双学位项目如果要真正服务智库建设，还需要在培养方案中体现实践导向。比如，可以明确联合导师机制，由学科导师和智库或实践部门导师共同指导；也可以允许调研报告、政策报告、数据库、数字化平台等作为跨学位成果形式之一。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不只是多学了一些课程，而是能够真正进入复杂现实问题，形成战略预判力、政策转化力和跨学科整合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文社科的学术评价更注重思想深度、理论创新和学术传承，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跨学科成果评价机制，既鼓励真正的交叉创新，又杜绝“为交叉而交叉”的形式主义？

　　叶继元：建立科学合理的跨学科成果评价机制，首先要改变单纯按“学科”分类评价的惯性，更应按“主题”分类评价。所谓按主题分类，就是按研究的问题来分类。比如“学术评价”这一主题，不论成果形式是论文、图书、研究咨询报告，还是数据库、知识平台，都应围绕“学术评价”这个问题本身来组织评价。评价专家也不应只从某一个学科中找，而应从各个学科中真正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中遴选。否则，跨学科成果很容易被传统学科边界切碎，真正的贡献反而看不出来。

　　从评价标准看，跨学科成果不能简单看它涉及了几个学科、用了多少新概念、采用了多少技术手段，而要看它解决复杂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能力。真正的交叉创新，应当体现在问题提出、理论解释、方法运用、材料组织和现实回应等方面。也就是说，它不是把几个学科名称摆在一起，也不是把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这些词贴上去，而是通过交叉产生新的问题意识、新的解释框架或新的解决路径。

　　人文社科评价尤其要注重思想深度、理论创新和学术传承。很多重要成果并不是短期内就能用数量指标评价清楚的，它的价值可能体现在长期的思想影响、学术脉络延续和现实启发中。因此，评价跨学科成果时，应围绕原创性，从成果内容、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同时注重主题专家、双导师和实践部门的综合评价。比如主题专家看它是否真正抓住了问题，本学科专家看它是否有学术根基，方法专家看它的方法是否可靠，实践专家看它是否能够解释现实、进入决策或服务社会。

　　要杜绝“为交叉而交叉”的形式主义，关键是不要把“交叉”本身当作当然的加分项。评价时应追问几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需要交叉？单一学科为什么不能充分解决？不同学科之间有没有真正互补？成果是否产生了新的知识增量？如果只是把一个老问题换成新包装，或者把几个学科概念拼在一起，那就不是真正的交叉创新。真正值得鼓励的，是围绕复杂问题形成实质性贡献的交叉，而不是为了迎合政策话语和学科热点进行的标签化交叉。

　　此外，还应重视经典案例评价和代表作评价。有些跨学科成果的价值，不一定体现在论文数量上，而可能体现在一个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一个能长期使用的数据库、一个进入政策过程的咨询报告，或者一个被学界反复讨论的典型案例中。评价机制如果只看传统论文指标，就会低估这类成果。只有把评价重心从“有没有交叉”转向“交叉解决了什么问题”，才能既鼓励真正的交叉创新，又避免形式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对于更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人文社科学科规律的“博硕双学位”培养体系，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输送更多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您还有哪些建议？

　　叶继元：要把这件事做好，首先要防止双学位项目异化为“多拿一个证”的粗放叠加。如果只是多修几门课、多写一篇论文，而两个学位之间没有真正的课程整合、问题贯通和导师协同，那还不如不试点。双学位项目应当围绕学生的博士研究方向来设计硕士阶段的学习内容，使另一个学科的训练真正服务于博士研究，而不是成为额外负担。比如，可以把方法论硕士模块嵌入博士培养方案，部分博士专业课可以认定为硕士选修，硕士毕业设计也可以结合博士研究材料进行数字化呈现。这样才是实质性的双学位培养，而不是形式上的学位叠加。

　　其次，人文社科各学科跨理科、工科、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时，要警惕被“殖民”。这里说的“殖民”，不是反对技术，而是不能让量化、计算和模型完全替代人文社科原有的诠释、批判、历史理解和价值判断。人文社科不能因为进入数字时代，就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丢掉。双学位方案和课程设计必须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既要让学生掌握数据方法和人工智能工具，也要让他们保持对人的处境、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和价值冲突的敏感。

　　再次，评价机制必须同步调整。跨学科培养不是导师个人多做一点工作的事情，而应成为学校和院系认可的培养工作。否则，教研业绩、导师资格认定、学科评估指标都仍然按原有学科边界计算，院系层面就没有动力推动这项工作。应当在制度上认可跨学科指导工作量，认可跨学科课程建设，认可联合培养成果，也认可政策报告、数据库、平台建设、数字化展示等符合人文社科特点的成果形式。

　　最后，双学位项目应坚持“少而精”、重质量、可退出。并不是所有博士生都适合同时攻读另一个硕士学位，也不是所有学科组合都有必要。高校应根据国家需求、学科基础、导师团队和学生能力进行严格遴选，不能一哄而上。项目也应设置合理的分流和退出机制，允许学生在不适合继续时回到原有博士培养轨道。只有把问题导向、课程整合、双导师指导和质量评价真正落实下来，“博士+硕士”双学位项目才能成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制度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班晓悦/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