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古典学，围绕文献整理、历史重建与思想阐释发展出较为完整的体系。这一学术传统构成西方现代人文学科的重要基础，并对全球知识生产产生广泛影响。但它并不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地方性知识”。构建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可以借鉴西方古典学的优秀研究成果，但不能盲目跟随西方古典学节奏起舞。

　　西方古典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欧洲的文化认同和政治叙事深度捆绑。这门学问始终在回答西方的问题，服务西方的需要。成果虽丰硕，倾向却鲜明。它习惯将古希腊罗马塑造为人类文明的标尺，无形中传递着“西方道路才是正解”的潜台词。然而，曾被奉为圭臬的西方古典学，正在经历深刻危机，走向学科收缩与自我怀疑。西方古典学隐含的排他性及其当下颓势，正是我们不能亦步亦趋、盲目跟从的重要原因。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比较注重追踪与吸收西方古典学相关成果。这一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学科发展深化之后，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研究议题往往由西方学界设定，中国学界主要在既有框架内进行材料补充与解释延伸，主动提出问题的空间有限。其次，受制于西方古典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学者即使在文献整理与细节研究上不断推进，也难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理论框架。最后，在国际学术分工中，中国学者往往处于回应者与补充者的位置，而较少进入问题提出者与框架生成者层级。这种结构的长期延续，会导致古典学研究对象碎片化、方法技术化、理论依附化。

　　不盲目跟随西方古典学节奏起舞，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传统，而是要在吸收既有成果基础上，提升议题设置与理论构建的自主性。这就要求研究议题不应仅仅来自西方学术，而应更多基于中国自身文明经验、历史结构与现实关切，拓展古典学的研究对象、重构其研究框架，在新的知识结构中形成具有主体性的理论体系，从“小古典学”走向“大古典学”。要推动古典学研究由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中心的研究取向，转向探究不同古典文明的内在特质，揭示和阐明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汲取古典智慧，回应当下世界面临的现实挑战，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