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以区域国别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智库，应如何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纬、文化传统出发，构建一套能够客观认识世界、科学把握发展趋势的自主知识体系？当前，“中国特色”智库体系建设仍面临哪些问题，应当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围绕此类话题，本报记者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进行了专访。

楚树龙 受访者/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比其他领域的智库，区域国别研究类智库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楚树龙：区域国别研究类智库要真正地发挥自身作用，构建能够观察、了解、说明世界，预测发展趋势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明确什么是智库以及智库的性质和作用是什么。

　　顾名思义，智库是出知识、出智慧的库。要履行这样的功能，智库必须真正拥有并且生产知识、智慧供国家和社会各界了解及参考。在这一方面，国内一些区域国别研究类智库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包括对一些相对较小、较偏远的小国、小的区域的了解和说明都有明显的进步。总的来说，中国真正的智库还不多，做得还远远不够。不少“智库”的大部分精力和资源不是用在了解知识、获取智慧、追求真理上，而是主要用在追求名气上。这样的结果是获得了一些认可和支持，也获取了一些名声和名誉，但距离国家和社会各界通过智库获取知识、智慧的要求相差甚远。智库要想成为真正的智库，必须明确和坚持自己的使命，即智库不是宣传部门、不是媒体、不是社会活动机构，其核心工作和功能不是做宣传、鼓动工作，也不是部分民意、情绪、情感表达的场所。

　　《中国社会科学报》：区域国别研究要求有扎实的田野调查与对对象国的深层认知（基础研究）；而智库研究则强调时效性、问题导向（应用研究）。这两类研究范式在方法论上如何实现融合统一？二者如何更好地统一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楚树龙：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是对立的，不是“两张皮”，而是统一的。应用研究必须包含基础研究，也可以说应用研究应该以基础研究为根。从事应用研究的研究者和机构，必须重视和持续加强基础研究。道理很简单，没有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地理、历史、文化、思想、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的持续了解，就不可能有对一个国家战略、政策和行为的了解，如今年二月底美国、以色列为什么会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标、进程、结局、影响是什么？因为这些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战略、政策、行为、形势的基础动因，地区重大事件的发生，是建立在这些基础动因之上的。

　　同样，区域国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战略、政策、形势、动向、趋势的研究，并且要对其进行解释、说明，有时还要进行相关判断和预测。这就需要在平时长期持续研究的基础上，关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当前形势、政策趋向及其发展趋势。区域国别研究不是纯学术研究，不能只满足于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哲学、思想理论的了解和说明，还应把这些基础知识置于地区战略、国家政策、经济、科技、军事等发展变化的现实中，去解释其发展变化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高校智库面临定位模糊、同质化、评价体系不完善等现实问题，在科研管理、成果评价、职称晋升等方面应如何实现智库成果与学术成果的“价值等效”？

　　楚树龙：近年来，针对各种国别、地区进行研究的高校“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客观来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来看，智库建设质量仍有待提高，真正出智慧、出知识的智库还比较少。具体地说，就是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考核、评价、升迁的指标体系存在问题。在当前一些大学里仍然存在严重的“重论文，轻著作、轻报告、轻实践”的问题。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职称评定仍然集中于在国内外刊物，特别是“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学术论文，对教职员工发表的形势政策报告、专业著作、工作实践重视不够，评价不高。这种考核、评价、职称升迁指标体系，迫使教师和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论文发表，而对智库报告、形势及政策研究、应用研究、专著重视不够。

　　因此，中国大学的科研评价、指标、晋升体系应从“方法”“名声”导向转向“成果”“价值”导向，即无论是论文、报告还是媒体文章，只要真正出了智慧、出了知识，对国家和社会有作用有影响，就给予应有的评价和鼓励。近些年一些高校试行的“代表作”体系是一个良好的尝试，即在考核、职称评定时，注重能代表教师、科研人员水平和贡献的最主要成果，无论这一成果的具体形式是论文，还是论著、研究报告、媒体文章、发明创新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美智库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的机制上有何异同？相比之下，中国高端智库应如何构建富有自身特色的运行机制？

　　楚树龙：美国智库行业历史悠久，智库数量众多，成果多、质量高、影响大。美国将国际问题、区域与国别研究类智库分为高校智库和大学之外的这两大类。大学之外的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等，其工作以应用研究、战略和政策、形势及问题研究为主，很少做纯学术研究。它们发表的研究成果，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无论是研究报告还是其主办的刊物（如《外交事务》），包括网络平台，都以应用研究、战略和政策、形势和问题研究为主。

　　美国大学中以国际问题、国别和区域研究为主的智库不多，哈佛大学比较多，其他大学就很少，大学的相关研究以教师个人为主体，成果多是以教师个人名义而不是以机构的名义发表的。大学教师既做应用、形势和政策研究，也做学术研究，但以国际问题、国别和区域研究为主的美国大学教师较少做纯学术研究，主要做形势和政策等应用研究。原因之一是美国的评价体系不是唯学术论文，只要是优秀的成果，无论是学术论文、著作、研究报告还是媒体文章都能得到同样的认可。

　　中国非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类智库的情形与美国相似，其工作也是以形势和问题、战略和政策等应用研究为主，所发表的成果和主办的刊物都是如此，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国际问题研究》、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以及地方社科院系统等。

　　中国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类智库数量很多，但大多数规模很小、人员很少。与美国高校智库的同行不同，中国大学以国际问题、国别与地区研究为主的学者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在纯学术研究上，用在发表学术论文特别是核心期刊和国际期刊发表上。因为中国大学的评价体系、人才遴选还是侧重于论文，而研究报告、著作、媒体文章等通常在大学中不被重视，得不到应有的认可。这种“论文导向”决定了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向。因此，对科研评价体系的优化也应尽快提上日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谢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