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大西南文化丰富多彩而千姿百态，构成颇有地域特色的“大西南文化圈”。从空间维度看，大西南的区域范围主要包括当今的川、渝、滇、黔、藏五个省区市的版图；从时间维度看，大西南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与中原地区不断交流、相互借鉴的漫长历史中创造了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大西南地域文化的丰富性

　　大西南地大物博，山河壮美。高原、山地、丘陵、盆地、河流互为倚靠，构成独特的自然景观。据考古发现，远在旧石器时代，云南元谋人就在此劳动生息。约在1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人类就踏上青藏高原的腹地生存。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遍布大西南各地，遗址成百上千。距今约4500年至2600年间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后期的金沙遗址文化，代表了古蜀文明的曙光。在这里生活的古代氐羌人、巴蜀人、僰人等，共同推动了华夏文明的进程。

　　大西南地域文化可以分解为几个重要层面：一是祖源文化，包括祖根文化、史前文化、三星堆文化、古蜀文明等；二是边疆及族群文化，包括大西南边境文化、青藏高原东麓文化、长江上游文化、多民族文化、移民文化等；三是交流融合文化，包括南方丝绸之路文化、汉藏羌彝走廊文化、苗岭走廊文化、茶马古道文化、石窟刻石文化等；四是学术思想和艺术文化，包括文学、哲学、宗教、书法、绘画、音乐、服饰、刺绣等。其中，尤为闪亮的有：（一）三星堆文化。它是古代祭祀文化、制度文化与神权文化交织的统一体。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像、金器、玉器、金杖以及贝壳等器物，具有象征符号的隐喻意义，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汇的产物，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历史记忆。（二）多民族精神文化。大西南滋养了汉族和30多个少数民族的百姓，各民族的精神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仅仅节日一项，就有春节、三月三、端午节、泼水节、雪顿节、火把节等多种形态。尽管不同民族有着生活方式、经济条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但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互通有无的友好传统，在文化上相互吸收、彼此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共同塑造了大西南包容宽厚的文化气质。（三）汉藏羌彝走廊文化。此文化走廊是西部地区以氐羌等民族地区为主体，贯穿大西北至大西南的一条民族迁徙通道。在这里生活的汉、藏、羌、彝等民族，以礼相待，和谐相处。走廊内的关公文化、苯波文化、释比文化、毕摩文化和东巴文化等共生共存。（四）古代西南多民族文学。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苏轼等曾驻足这方土地的汉族文士，以及孙鹏、陈景星、莫友芝、赵藩、余家驹等少数民族文士，共同书写了大西南文学史的华章。而藏族史诗《格萨尔》、彝族史诗《梅葛》和侗族大歌以及苗族美神歌《仰阿莎》等多民族口传文学，则生动折射出各民族向往美好生活的夙愿。可见，以这四种文化样式为代表的大西南地域文化，既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又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它们与其他样式的文化形态合力铸就了“大西南文化圈”的风采。

　　大西南地域文化的互融互通

　　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和创新为大西南地域文化的互融互通提供了广阔空间。西南地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通，使得各民族的文化活动展现出勃勃生机；大西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交流使得中华大地上不同文化支脉彼此接纳；大西南文化与南亚文化、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促进和谐共生的生存理念的实现。元谋古人类化石、稻城皮洛遗址、古蜀文明、摩崖石刻等，为真实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参照。同时，大西南是华夏文明与南亚文明、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大西南地区充分发挥中外文明互鉴的作用，大西南地域文化也成为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

　　大西南地域文化的互融互通彰显自信自强的气度。高山、大河和古道，承载了大西南灵秀而倔强的文化品格。在这片土地上，各民族的史诗既传唱着各自祖先的伟业，也都尊奉孔子为“圣人”；既崇尚正义勇敢，也崇拜仁义的“关公”；既心仪古镇村寨，又向往通衢大道。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为大西南文化的多彩多姿提供了物质基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为大西南文化的互融互通提供了延续纽带，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为大西南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由此决定了大西南地域文化终将汇入浩浩荡荡的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而愈发奔腾澎湃。

　　大西南地域文化的多彩多姿与互融互通，造就了以中华文明为根、以汉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大西南文化圈”。其突出的三个特征是：奇异古朴、多维立体和多元一体。

　　奇异古朴，意指大西南地域文化存留诸多自古而来的多民族共享的奇风异俗，又大多保留古貌，彰显着质朴刚健的民风，堪称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多维立体，意指大西南地域文化呈现出多层次性、多侧面性且垂直立体分布的网状结构。多元一体，意指在大西南地域文化多元发生且多元融合的基础上，每一民族的文化形态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异质文化因素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以汉文化为主导，以家国情怀为理念，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内蕴的文化共同体。而联结这几个特征的纽带则是深厚的文化认同感，即大西南各族人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其核心理念包括：对“大一统”政治制度的认同；对儒释道互补思想的认同以及对各民族守望相助、勠力同心精神的认同等。无论是三星堆文化，还是摩崖造像；无论是《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丽江木氏土司木增题写的“雅颂各得其所”的书札，还是清代回族文人李若虚咏藏词中对藏族妇女新年装扮“也学唐装黄额阔”的描写，都触摸到古代西南地区各民族心仪中原文化、认同中华文明的脉搏，再现了各民族亲和友善的场景，强化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力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西南各民族文学交融史料整理、研究与资料库建设”（22&ZD2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