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江苏无疑是一个重镇，无论是从作者还是作品来看，皆是如此。白话小说的情况，人们更为熟悉，施耐庵、吴承恩、冯梦龙、曹雪芹、夏敬渠、褚人获、李汝珍……这无疑是一个豪华的江苏小说家阵容，且不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有三部出于李伯元、刘鹗、曾朴这三位江苏人之手。就人们不太熟悉的文言小说来看，江苏籍的小说家同样引人注目，从六朝时期的葛洪、刘义庆、刘敬叔到唐代的沈既济、蒋防，从宋元时期的徐铉、吴淑、崔公度、陈师道到明清时期的陆粲、钮琇、沈起凤、屠绅、王韬、邹弢。在中国小说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江苏籍小说家从未缺席，发挥着重要乃至引领性的作用，将这些作家和他们的小说作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不难看出江苏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江苏之所以涌现如此多的小说作家作品，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与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江苏地跨长江，连通南北，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是中国最为宜居的地区之一，因而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远古到春秋战国，经过先民的辛勤耕耘，逐渐摆脱蒙昧状态，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吴文化。从东吴在南京建都开始，拉开了六朝的序幕，经过数百年的不断开发和培育，江南成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形成独特的江南文化，这是江苏文化的根基，江苏的小说正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孕育发展的。

　　江苏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小说演进的步伐大体是同步的，六朝时期是江南文化的奠基期，同样也是中国小说的形成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小说汲取诸子散文、史传文学的养分，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是当时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小说创作起步较早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时期江苏出现了葛洪、刘义庆等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且各具特色。其中葛洪的《西京杂记》多记前代逸闻趣事，如王昭君、司马相如、匡衡等人的故事，颇为生动，流传很广，成为后世小说戏曲改编的依据。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这一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以小见大，文笔简洁，三言五语，写尽士人百态，体现了六朝文化的神髓，其编排方式及写法后世多有模仿者，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世说体”。这一时期作品的内容也有不少涉及江苏的，比如人们所熟知的《阳羡书生》，讲述了来自宜兴的许彦与书生的一段奇遇，“套娃式”的奇幻情节，让人大开眼界，其中的情节明显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江南文化与异域文化碰撞产生的绚丽火花。

　　唐宋时期，江苏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开发，成为真正的鱼米之乡。金陵、扬州都是当时的大都市，特别是扬州，交通便利，中外客商云集，文人荟萃，因而成为不少小说作品的故事发生地。洪迈《夷坚志》里的《扬州茅舍女子》甚至将天下举子榜单的织造作坊设在扬州。代表一代文学之胜的唐传奇，有不少杰作出自江苏作家之手，比如沈既济的《枕中记》《任氏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皆是唐传奇的代表性作品。《枕中记》反映了唐代文人对现实人生的深层思考，《任氏传》则一改人与妖的对立，将人妖之恋写得浪漫缠绵，对《聊斋志异》等后世作品产生重要影响。《霍小玉传》写负心故事，反映了爱情小说的另一面，增加了唐代小说的思想深度和厚度。还有一些小说故事发生在江苏，比如与《枕中记》齐名的《南柯太守传》，故事就发生在具有梦幻色彩的扬州，只有在扬州这样的繁华都市中经历过奢华之后，才能真切体会人生如梦的奇幻感。《元无有》《胡媚儿》《僧珉楚》等小说也将故事发生地点放在扬州。值得注意的是吴淑的《江淮异人录》，吴淑本是丹阳人，其小说集以“江淮”为名，将故事地点限定在这个区域，可见他具有自觉的地域意识，该书也可看作第一部江苏小说集。江苏的风物文化对不少外地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费衮《梁溪漫志》中的《东坡卜居》就记载了苏轼在江苏终老的佚闻。

　　明清时期，江苏地区的经济文化日趋繁荣，这种繁荣也从小说创作上体现出来。从数量来看，这个时期江苏的小说家也是各个历史时期中最多的。特别是出现了不少苏州籍的作家，如冯梦龙、陆粲、褚人获、钮琇、沈起凤、王韬等，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与苏州在这个时期经济文化的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这里不仅生活富足，而且是人文荟萃之地。有这么多小说家出生于苏州，明清时期不少作品的故事发生地在苏州，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一时期比较能体现江苏地域特色的作品当数宋懋澄的《负情侬传》，书中故事从北京开始，沿着运河这条黄金水道而展开。从唐代开始，大运河便成为沟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其中以江苏段最长，占整个运河的五分之二，直到今天江苏段的运河仍承担着航运的重任。这个爱情故事到瓜洲走向高潮，在这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痛斥负心人，最终投江自尽。虽然是小说，但体现了运河上的世情百态。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这条运河上来来往往，上演着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在瓜洲渡口，有一座沉香亭，纪念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相关作品还有李渔的《秦淮健儿传》、钮琇的《云娘》《睐娘》等。

　　将江苏籍作家所写的涉及江苏的作品放在一起，可以对中国小说的地域性获得更直接、更深切的感知。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故事地点较为集中。相当多的故事发生在扬州、金陵和苏州这三座城市。它们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人口众多，商业发达，文化底蕴丰厚，很自然成为故事的发生地。也有不少故事写到宜兴、丹阳、镇江、常州、无锡、徐州等地。二是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比如，江苏多水，船只是常见的交通工具，不少故事发生在水道上，或为河流，或为湖泊，前面所说的杜十娘的故事就发生在运河上，《吴堪》所讲田螺女的故事发生在荆溪水畔。陆粲《庚巳编》中《说妖》记载的五通神崇拜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普遍流行的民间信仰。明清时期的作品中，那些描写金陵青楼女子的作品更是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三是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风物民俗、名胜古迹时常出现在作品中。比如，《刘元游吴郡虎丘》的故事发生在苏州虎丘，《金山寺医僧》的故事就发生在镇江的金山寺。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提出江苏小说的概念是有其意义的，不仅是一些小说家出生于江苏，也不仅一些作品故事发生在江苏，更重要的是江苏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演进提供了滋养，这种滋养既有思想层面的，也有内容层面的，还有文体技巧方面的。可以说，从江苏这个角度观照，可以对中国小说有一个新的认识。孙逊教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选择了汴京与临安、长安和洛阳、扬州和苏州、广州和上海、北京和南京五对城市，探讨历史文化名城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关系，五对城市中江苏就有三座，且不说上海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隶属江苏，可见江苏与中国小说的密切关系。这一问题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除了《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还有不少专书探讨南京、苏州与中国小说的关系，在这个领域，还有比较大的学术空间，期待有志之士的耕耘。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