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思想交汇中落下帷幕。来自世界各国的古典学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这一主题，展开深度对话。

　　本届大会不仅是一次学术交流，更是一次关于“古典学何以持续存在、何以介入当下”的集体追问。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存的今天，在地缘政治紧张与技术变革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古典学是否还能为人类提供精神锚点？它的研究范式是否需要根本性重塑？它又应如何在大众与精英、传统与创新、语言训练与文化传播之间找到平衡？对于这些问题，来自不同文明传统的学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见解。

　　古典学：开放的思考场域

　　古典学的现实意义往往是公众和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人质疑，两千多年前的文本如何回应今天的诸多挑战？对此，多位学者一致认为：古典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培养一种提出问题并进行深度辨析的能力。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哲学系特聘教授大卫·里夫（C. D. C. Reeve）回溯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强调哲学的核心是“讲道理、摆证据”。苏格拉底的不断追问帮助人们发现自己认知中的不足，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有教养的人”有助于理解不同学科的基本思维方式。他援引一项覆盖美国数十所高校、超过50万名本科生的调研结果表示，学习哲学能让人成为更好的思考者，因为哲学训练人们以证据和论证为准则进行思考，不盲从权威，不轻信教条——这是哲学教育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诗经》是中国著名的古代经典，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典范，而且深刻影响了日常生活、社会道德标准和宗教实践。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雷米·马修（Rémi Mathieu）认为，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阅读这部经典，“把它看作一部记录古代宗教、农业、军事和家庭生活的珍贵文献，而不是照搬其道德标准。”他特别强调，借助考古发现和现代学术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诗经》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同时保持清醒的历史视角。“这才是阅读经典的正确方式”，马修说。

　　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清露赞成马修的上述观点。她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说：“古代与现代在物质条件、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将古典思想视作可供现代社会直接照搬的答案，很容易造成时代错置，这样既会错失古人的深刻洞见，也无法切实解决现代问题。”在谢清露看来，古典思想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为我们展现一种不同于当下的生活图景和思考方式，让我们意识到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或模式并不像自己原以为的那般理所当然。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全球事务助理教授齐思源（Vasilis Trigkas）告诉记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古典思想提供的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一种方法：对领导力的比较研究。对任何古典著作，我们不应关注它教导我们做什么，而应关注它揭示的那些在其自身所处时代面临与今天类似抉择的人，其品格与判断力如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岳圣豪从哲学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古代智慧既遥远，又切近。从思想谱系上来说，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还是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距离我们都已有数千年之久。但与此同时，古代经典中探讨的许多问题——战争与和平、正义与权力、个体与集体——直到今天仍然是极为迫切的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只需重复古人之言，而是要通过深入的阅读和思索探讨古代经典中蕴含或反映的道理，并用这些道理为当下的生活提供资源”，岳圣豪说。

　　这些探讨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判断：古典学的当代意义，恰恰在于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知识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思考场域。它邀请每一代人带着自己的困境重新进入，从而在古今对话中生成新的理解。

　　反思数字时代古典学核心使命

　　如果说古典学的价值在于其跨越时空的对话能力，那么技术变革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兴起，是否正在改变这种对话的方式？多位学者对此给出了审慎而积极的回应。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哈莉·马歇尔（Hallie Marshall）提出，从希腊字母的发明到今天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一直在改变人们阅读和获取古希腊、古罗马文献的方式，每一次革新都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些经典。但她同时提醒，无论技术如何变化，“慢下来、系统地学习古代语言，深入理解经典文本及相关研究成果，始终是古典学不变的核心。”在她看来，一方面，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本质上延续了这一长期创新的传统；另一方面，它们在某些方面也标志着与传统的断裂。

　　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代科学系古典语文学教授乔治·皮拉斯（Giorgio Piras）从文献学的角度补充道，面对当下的快速变化，重新重视语文学和文本校勘学尤为重要。“只有保持严谨的学术态度，才能保护文化记忆，让经典在形式和内涵上都得到完整传承。”

　　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副教授安娜·拉马里（Anna Lamari）则提出，古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恰恰靠的是反复“摹仿”——游吟诗人传唱荷马史诗、剧院复排悲剧、学生背诵经典，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塑造人格、培养判断力和公民认同的实践。她认为，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对既有话语的重组。“关键问题不在于人工智能会不会摹仿，而在于如何通过教育和制度让摹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变成操控工具。”

　　拉马里进一步提出，深耕人文学科可以影响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让算法体现人文传统的复杂性；而经过负责任训练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发展“数字教化”，即让技术成为培养有历史根基、有反思能力、有人文关怀的心智的催化剂。

　　“歌队：如今，那些脆弱的凡人竟拥有了明亮炽热的火焰吗？普罗米修斯：是的，他们将借此掌握许多技艺。”齐思源以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这段对话为切入点表示，今天的“火”或许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聚变能源等颠覆性技术，而我们依然是脆弱的凡人。技术并不能决定一切，人的选择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挑战不仅在于发明更强大的工具，更在于以道德责任感来管理技术力量。

　　有关讨论表明，技术与传统并非对立关系。相反，技术变革正在迫使古典学重新思考自身的核心使命：不是拒绝变化，而是在变化中守住那些不可替代的东西——对语言的尊重、对文本的严谨、对历史的敏感。

　　走出希腊—罗马中心主义

　　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古典学长期以来始终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为核心，将其视为理解古代世界、构建人文精神的基石与典范。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助理教授亚历山德拉·舒尔茨（Alexandra Schultz）对此提出了质疑。

　　她对本网记者表示，在美国，古典学正面临一种“悖论性的处境”：一方面，古典学课程和专业的注册人数近年来整体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公众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兴趣依然非常浓厚。“由此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人们对古代世界缺乏兴趣，而在于这门学科未能有效吸引年轻一代，也未能充分展现它与当代社会的关联。”

　　舒尔茨认为，古典学研究应该走出传统的希腊—罗马中心主义。她质疑一个长期存在的假设，即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具有某种优越性，因而应在学术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相反，她主张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如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等）放在一起进行并置研究。这种路径不仅有助于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古代世界理解，也能加深人们对古希腊、古罗马本身的认识，因为它们的文明始终与周边文明相互交织、彼此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春红为这种跨文明比较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范例。她提出，在思考现代世界如何构建共同体时，回望古典思想是一条值得借鉴的路径，而儒家的“仁爱”观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强调通过理性规定和界限划分来建构城邦共同体，孔子的“仁爱”以“家”为起点，将亲情之爱与朋友之情融会贯通，通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双向互动，达成一种“家天下”的共同体模式。她认为，这种不以界限划分、而以求通达的方式呈现的仁爱之道，恰恰为今天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德国慕尼黑大学前副校长、汉学研究所所长叶翰（Hans van Ess）则从概念史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经典进入西方学术视野的历史过程。他表示，17世纪访华的耶稣会士惊讶地发现，中国典籍浩如烟海，且中国人自身已为“必读之书”建立起明确的结构。1687年，殷铎泽、柏应理等耶稣会士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首次将“四书”“五经”统称为“Classicos”，西方语言中的“Classics”（经典）一词指称中国典籍即源于此。叶翰特别提到，欧洲哲学传统追求“真理”，而中国经典（无论经、史、子、集）其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探寻“为人处世之正道”，即追寻“道”。

　　这些发言共同构成了一幅跨文明古典学蓝图：它不是要贬抑希腊—罗马传统的价值，而是要将它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比较框架中，从而揭示在解决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时，不同文明均可以给出各自的方案。

　　增加古典学学术深度 扩大社会影响力

　　古典学长期囿于学术圈内部，其精深的语言训练与文本研究虽然令人敬重，却难以为部分公众所理解和喜爱。那么古典学应如何在保持学术深度的同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舒尔茨认为，语言训练对专业研究者仍然重要，但在学生尚未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之前就设置语言门槛，会在无形中减少他们接触古代经典文本的机会。通过阅读经典著作的译本，更多不同背景的学生（包括理工科学生）能够接触古代世界的思想与文化成果。因此，她主张古典学应该同时推动两个层面的发展：一是面向专业研究者的语言训练型学术体系，二是面向更广泛公众的开放式知识传播与教学模式。

　　她还特别强调了公共学术的重要性：“如果这一领域希望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研究成果传播到大学之外，向公众展示古典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持续意义。”在她看来，公共参与不是学术工作的附属部分，而是古典学能够长期发展并保持影响力的必要条件。

　　希腊雅典科学院希腊与拉丁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吉利基·鲁姆普（Angeliki Roumpou）谈道，当今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这个世界以技术变革、经济全球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挑战为特征。在此背景下，研读古希腊和拉丁经典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它使人们有机会接触一些既与我们相似、又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开启的对话远未结束。从里夫对哲学教育实证价值的强调，到马修对《诗经》开放性阅读的呼吁；从卢春红对“仁爱”与“友爱”的跨文明比较，到拉马里对人工智能与“摹仿”传统的重新诠释；从舒尔茨对古典学体制的批判性反思，到鲁姆普对研读经典的重视——这些声音共同构成了多声部的古典学思想交响。

　　正如叶翰所言，研究中国经典的西方学者，或许可以称为“求道者”。而这场大会的所有参与者，无论来自何方、研究何种传统，其实都是“求道者”——在断裂中寻找延续，在变化中辨认恒常，在差异中发现共通。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杨雪 练志闲 陈密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