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每一位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而马克思的科学研究精神依旧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但长久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研究马克思看作一种离奇的消遣，尤以凯恩斯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反感为代表。面对这样的历史性误解，我们应该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时代追问中，继续秉承以科学的范畴和原则进行科学审视的研究方式，以真正把握马克思提出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真实内涵。但国内学者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体现的辩证方法的讨论中，尤其是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差异、从抽象到具体的路径以及对黑格尔方法的颠倒等维度展开。这些视角确实会为我们把握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提供些许参考，但在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前与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政治经济学在当时的学科体系中始终被同时代的学者视为科学。有鉴于此，首先值得继续追问的是，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是如何在历史现实中保证其方法的科学性？如果立足李斯特和马克思两位同时代学者在各自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提供的现实启示，应能够为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全貌提供积极指引。

　　19世纪初的德国，国势学和国家统计学共同构成当时“德国历史科学”的基本范畴。从概念尺度来理解“国势学”（Staatenkunde），国势学与统计学（Statistik）在德语词根和词性上是同根同源的。正因如此，李斯特首先捕捉到国家力量的政治属性，随后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把握国家力量的经济意涵和现实意义；而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现实解释中，李斯特运用的国势学方法甚至呈现出一种类似福音书的“理性”界定。具体来说，李斯特从德国基本国情的立场出发，发现所谓的国家现实不过是人类世界已经分裂成许多国家的事实、分裂成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表现。在李斯特看来，政治经济学本身，不管是其经济层面的目标还是政治层面的诉求，都区别于古典经济学对个人私利的追求，首先应服务于国家利益。因此，作为资产阶级国家体制附加因素的政治经济学，体现为国家的理论语言，必然是对国家规定的经济生产领域中的国家行为进行证明。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阐发李斯特运用的国势学方法。

　　从理论层面来看，李斯特指出，先前的流行经济学派确实坚持了正确的原则，但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国家的本质、特殊利益和条件，没有将这些方面和世界联盟及永久和平联系起来，仅仅假定那些尚未出现的事物状态已经存在。与之不同，李斯特在生产能力理论和价值理论中相信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尽管斯密把握了劳动生产能力的重要作用，并在劳动分工的层面详细分析了这一点，但是，他并没有将生产能力对国家的重要性探究到底，而是将目光更多地投放在创造物质价值的人类活动上，也未能追问这些人类活动的本质。李斯特主张，除价值理论外，必须考虑到独立的生产能力理论才能解释经济活动。

　　就历史层面来看，李斯特所关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政策的经济学追问”。特别是李斯特对政治利益的分析，实际上是将政治经济学的诞生理解为国家理论话语的关键性表达，即话语的开端。国家的话语配置组成了李斯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诸多范畴，即政治均衡和物质利益的双重追求。由于李斯特以德国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最终目的还是“德国国家利益”。所以，李斯特才指出世界主义经济学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之间，是存在根本区别的。

　　区别于国势学层次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层面则呈现出明确的科学面向。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具体呈现上，即“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真实要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论断，本质上不在于思想的层面，而是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社会历史现实之中。这种科学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并不是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创造新的方法，而是在方法的层面，为经济分析即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科学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的只是个别的侧面。与之相异，马克思开展的经济分析活动却始终体现为一种批判，即体现为对社会事实的相互关系的说明。

　　其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始终没有脱离一个核心的场域——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批判。虽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随着马克思自身思想的发展不断切换和变更，但是，他从未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变成一项“理论化”的事业。这是审视和批判现实的必然，也是促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关涉突破传统研究框架的必然。正因为这一点，马克思将李斯特视为“真正的德国的庸人”，批评其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而仅仅研究理论的历史。

　　最后，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李斯特的理论体系，不是因为马克思认为这些理论不重要，而是因为李斯特所谓的理论方面并没有触及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本身的反思。马克思因此一方面批判李斯特的出发点，认为他歪曲了历史现实；另一方面，马克思指摘李斯特理论构造的最终目的，指出他并未真正触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本质结构。

　　可以看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一方面没有完全脱离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方法关涉，虽然马克思早期对政治经济学表现出一种怀疑的态度，但并未否认李斯特的学术研究在理论层面的积极作用。这些积极作用体现在李斯特对现实制度的层次性把握层面。马克思也正是基于这些现实观照，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释放的科学研究的真实意涵，进而在方法层面突破了理论研究的有限性。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显现，的确又具有一种与李斯特等都未曾释放出的实践意义。正是在对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国势学方法论的批判中，马克思逐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精准把握，最终完整地呈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反过来，也只有基于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析，才能既有助于阐明李斯特国势学方法中的现实面向、挖掘出马克思对其方法进路的批判与继承，进而充分彰显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现实性，并最终呈现马克思所捍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科学上正确的方法”的真实要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书信文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起源问题研究”（21AZX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