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其学说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他一生辗转于欧洲和美洲大陆，实地感受到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因忧虑于德国与英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构想了19世纪的德国如何赶超英法等先发国家的可能性。

　　德国发展的“李斯特构想”

　　在李斯特的时代，英国是“一切国家的榜样”，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与英国现代化道路相匹配的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也成为当时的“流行学派”。但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旗帜鲜明地戳破了斯密的谎言在于假定了一个无边无际的理想状态，进而推动世界主义自由贸易的主张，其本质体现的是英国的利益。因为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其生产的工业产品亟须推广到世界市场，此时普遍的自由贸易制度对英国来说是最能满足其利益并使其最大化的贸易制度。但对于德国而言，如果轻信了斯密的理论，就只能沦为英国工商业的附庸。

　　那么，落后的德国将如何发展？李斯特由此提出了国家生产力的理论构想，主要由国家干预论、工业优先论和贸易保护论等观点构成。具体来说，首先，对于德国而言，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干预之下，才能走上赶超强国的发展道路，所以，国家干预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前提。正是由于对国家作用的推崇，李斯特甚至将其经济学直接命名为“国家经济学”。其次，李斯特提出发展国家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优先发展工业，这是后发国家跻身先进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工业的进步可以推动国家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总体发展，尤其是对当时仍以农业为主的德国而言，可以大幅改善工业落后的现状。最后，李斯特认为贸易保护是后发国家壮大自身生产力的有效方式。面对当时英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德国为了发展国家生产力、壮大民族工业，必须征收保护性关税。

　　马克思对李斯特构想的三重批判

　　李斯特的国家生产力构想充分迎合了德国崛起的需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对青年马克思触动很大。但在马克思看来，李斯特其实是用一种唯灵论的词句空谈国家生产力，借着所谓“德国崛起”的空洞理想无视生产力的现实——工人贫困的状况，将人贬低为物。如果德国按照李斯特的构想去发展，那只会使德国产生异化的生产力。因此，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曾向布吕格曼等人约稿，编发了多篇批判李斯特的文章。此后，马克思在1845年完成了《评弗·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对李斯特进行了系统批判。

　　首先，马克思明确指出李斯特国家干预论的本质是为德国资产阶级“追求统治权”，但是又带着假惺惺的“德国资产者的伪善”。在马克思看来，李斯特在揭露斯密经济学代表着英国资产者利益时，高扬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仿佛他就是德国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而通过对德国现状的梳理，马克思指出所谓的国家利益不过是德国资产者的共同利益。德国资产者的产生受惠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依靠工业和采矿业而壮大起来，但与英法资产者相比，其势力仍然比较弱小，尚未掌握国家政权。所以，他们不得不诉诸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来请求国家干预经济，为德国资产阶级提供庇护。

　　其次，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工业优先论是混淆视听，将工业“唤起的力量”（工人阶级）与工业（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本身混为一谈。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德国资产者的真正意图在于引进英国工业制度来提升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却不愿公开承认这种制度剥削的残酷本性，反而宣称建立所谓和谐的生产组织，马克思戏称这体现的是“狼同它的狼伙伴有同样的利益”。所以，李斯特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赞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生产力是资本主义工业无意识创造的结果，其生存条件是非人的，因此工人必然反对工业制度，“打破工业的羁绊”，尤其是直接奴役他们的本国工业制度。

　　最后，马克思揭示了李斯特没有意识到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制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体现为资本逻辑在不同阶段的具象化。在马克思看来，保护关税是为资产阶级夺取国内统治地位提供武器，自由贸易则为其全球扩张扫清障碍，而工人阶级始终是这一进程中被牺牲的对象。针对李斯特的保护关税立场，马克思在1847年9月参加布鲁塞尔自由贸易会议时就揭露其鲜明的倾向性，因为他只保护机器大工业，而不维护传统手工业，意在通过机器替代手工劳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确立。但是，这种制度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助于大工业发展，最终却会使国家陷入困境之中。

　　生产力概念与唯物史观

　　正是在批判李斯特构想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使用“生产力”这一概念，并在此后逐步建构起自己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生产力理论，从而完成了对李斯特等国民经济学家的超越。马克思对李斯特的超越性体现在，一方面，他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考察落后的德国发展生产力的真相，因而超越了李斯特出于德国资产者的偏狭视角；另一方面，他在解决方式上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部矛盾的方式来发现德国落后的实质，进而克服了李斯特在不触碰德国君主政体的前提下，以保护关税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生产力理论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马克思诸多重大创新思想的源头几乎能追溯到他的生产力理论上。总体来看，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大致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理解：在微观上，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系统分析了生产力的要素、动力、结构，为解剖资本主义生产力形态提供了成熟的理论工具；在宏观上，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科学规律，并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在理论层面上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

　　此外，马克思在实践层面也始终关注着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问题。在马克思最初的未来构想中，共产主义革命是在英法德等发达国家中同时发生的。当然，“同时发生”所勾勒的只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共产主义革命在现实中发展的快慢具体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此后，当马克思将目光从欧洲社会转向更为广阔的东方社会时，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实现则成为他晚年关注的焦点。在经过对东方社会尤其是俄国革命潜能的缜密考察之后，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了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著名观点——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俄国作为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基础上，通过自主调整生产关系来为解放生产力打开可能性的窗口。

　　（作者系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