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领导南方局外事组开展公共外交活动，与重庆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群体展开密切的社交互动，成功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的正面形象，争取到国际舆论对中共抗战的支持与帮助。

　　当时，外国记者群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化社交和信息传播网络，他们发回各国的新闻报道是影响国际舆论和各国民间舆论的主导性力量之一。

　　为争取友好国家的抗战舆论支持与物资援助，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重庆打造了颇具规模的宣传体系。但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的政治军事路线，其抗战宣传也同样具有片面性。一方面着重宣传国民党战场及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另一方面执行“防共”或“限共”政策，封锁打压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及抗日根据地的宣传，阻挠外国记者赴延安与抗日根据地采访，严重削弱了外国记者的信任。尤其是在抗战中后期，外国记者的不满情绪日益激烈，外国媒体对相关行径的批评声浪愈演愈烈，指责国民政府“反动、无能、腐败，不愿全心全意地与敌人作战”。

　　低调而高效的公共外交

　　1939—1944年期间，由于国民党政权对延安实施新闻封锁，重庆成为中共开展公共外交与对外宣传的前沿阵地和中心舞台。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包括叶剑英、董必武等六位常委，处于秘密状态，对外以中共代表团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公开身份活动。1939年4月南方局设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后改称外事组），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正式工作人员仅十余人，以周恩来的秘书、翻译身份活动；王炳南、陈家康、龚澎、章汉夫、乔冠华、王安娜等是重要的执行人。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运用有利的国际条件，争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外援；因此，必须发动和组织广大的“国民外交行动”，来有效影响国际舆论。在此情形下，南方局创造性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其核心对象是英美苏等国的驻华外交官、记者，前者能通过情报收集直接影响各国的政策议程，后者则能通过新闻报道直接影响各国民间舆论。

　　为此，南方局领导人和外事工作人员开展了大量低调而高效的公共外交活动，包括经常同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会晤、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提供匿名消息来源、提供新闻背景与内幕信息、帮助安排采访活动、组织和参加日常社交聚会等。借以宣传中共抗战政策，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影响外交报告和新闻报道，塑造国际舆论，赢得国际支持。

　　南方局的公共外交活动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帮助中国共产党的舆论传播走向了世界。在与国民党宣传网络展开的抗战叙事竞争中，南方局通过扎实的公共外交掌握了主动权，占据了舆论优势。

　　赢得外交官与记者赞誉

　　南方局外事组面向外国记者、外交官、军官的公共外交依托深厚的个人情谊和“亲密感”展开，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社交才华，赢得了外交官和记者的普遍信任与赞赏，塑造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舆论。

　　美国驻重庆资深外交官、史迪威将军助手戴维斯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第一次见周恩来的情形：机智敏捷，举止优雅得体，浑身散发着活力；并认为周恩来对公共关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能够与外国人尤其是记者，建立起亲近感。周恩来、陈家康、龚澎都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来往密切，这些交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当局的沟通。谢伟思以其对中共及其军队的洞察，曾准确预测共产党有能力击败国民党。

　　美国记者弗雷达·厄特利在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凭借他的机智、魅力、分寸感以及避免使用陈词滥调，成功地说服了大多数西方记者。美国《时代》杂志著名记者白修德在回忆录中提到，驻重庆五年期间，他经常拜访八路军办事处曾家岩50号；他对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的个性与能力都极为称道。另一位美国资深记者斯蒂尔评价说：大多数美国记者在来到中国之前，都倾向于对共产党抱有怀疑态度，但一旦到了中国，这种感觉就淡化了。原因之一是，所有记者都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重庆的记者很容易接触到两位聪明且乐于合作的新闻联络官——乔冠华和龚澎；甚至经常会见到周恩来。

　　南方局外事组是中共公共外交的早期实践者，他们通过与战时聚集在重庆的众多外国记者、外交官、军官和情报人员建立友谊，营造一种国际化的社交氛围，赢得国际宣传的渠道，成功影响了国际舆论。他们成功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方针——“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抗战胜利赢得了舆论支持，也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