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项新研究揭示，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变：它不再被视为局限于特定地域的边缘性、地方性知识，而是在全球层面日益演变为一个网络化的知识领域，不仅能够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关键支撑，更在根本上挑战了西方知识体系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长期主导地位。该研究为理解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结构性转变提供了实证基础。该研究的论文《本土知识与课程国际化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全球科学计量证据》近期已发表于《国际学生期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研究团队利用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以及科学计量分析工具，系统考察了2016—2025年发表的173篇学术出版物，旨在探讨本土知识如何融入全球高等教育课程体系，进而推动教育国际化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度融合。研究范围涵盖了年度出版趋势、承担主要贡献的国家与机构、跨国合作模式，并绘制了该领域的主题结构及其时间演变图谱。其中包括的核心主题课程有去殖民化、教师教育、气候与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等。

　　本土知识研究的演变

　　研究数据表明，2016—2025年，关于本土知识与高等教育课程融合的研究成果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之后相关研究成果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更与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后所产生的政策导向效应密切相关。研究人员表示，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具体目标4.7（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公民意识教育）和目标13（气候行动）的实施，为本土知识进入全球教育政策体系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从主题演变的时间来看，该领域的研究范式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在早期阶段，研究人员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应用性议题，本土知识被视为一种应对生态挑战的实证资料。然而，近年来，研究主题已转向更具结构性和批判性的议题，其中包括课程去殖民化、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可持续发展教育以及全球公民意识的培育等。研究人员表示，这些转变意味着，本土知识正在成为推动国际教育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此外，学术界对本土知识角色的理解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从一种可供参考的地方性智慧，上升为一种能够重新定义教育目标与知识标准的力量。

　　研究显示，目前全球已有相当数量的国际学生通过课程国际化、基于地域的教育实践和去殖民化教学法等途径，接触到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本土知识不再局限于本土环境或文化研究，它已融入关于课程改革、教师教育和全球公民意识的国际讨论中。这一发展轨迹标志着国际高等教育正从传统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转向以知识多样性为核心、以价值为导向并兼顾社会责任的新型国际化范式。国际学生不仅获得了更多跨越文化边界的认知能力，而且在可持续性、文化保护与社区建设等维度上实现了深度参与。

　　建立公平的南北合作模式

　　从地理方面看，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学者仍然是本土知识研究领域最主要的贡献者。这一优势地位与这些国家具有健全的学术研究资助体系、制度化的本土研究框架以及长期存在的本土学术传统密切相关。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来自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南非、中国、巴西等国家的研究人员的学术贡献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大幅增长。这一变化表明，全球南方国家的科研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研究人员表示，本土知识不再只是通过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进行传播，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本土和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语境来进行阐释。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即本土知识不再需要通过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的认证或中介才能获得全球认可，而是正在形成独立的、以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为核心的生产与传播网络，为全球知识体系的多元化作出了结构性贡献。

　　然而，该研究也提到，出版物数量的地理不对称分布仍然提醒人们，“研究基础设施、资金获取和国际知名度方面持续存在的不平等”。尽管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人员出版相关论文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但其绝对产出量、被引数量和科研影响力仍与西方国家的研究人员存在差距。研究人员强调，这种结构性差异凸显了“建立公平的南北合作模式和开放获取传播策略的必要性”。换言之，如果缺乏一定的知识公平机制，本土知识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崛起可能只意味着新一轮的知识中心化过程，而非推动实现真正的认知多元化。

　　着力破解制度困境

　　尽管宏观趋势令人鼓舞，但人们也要意识到，本土知识在全球科研格局中的地位仍然相对落后。有学者表示，许多大学仍然只是象征性地将本土知识融入课程、评估框架和教师发展体系中，但在实际的教学安排、学分体系、师资评价标准和研究资助机制上仍然很少触及。本土知识虽然进入了大学课堂，但通常是以补充性、案例性或文化展示性的方式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具有同等认识论地位的知识体系被纳入课程结构。

　　加拿大皇家山大学人文系副教授兰詹·达塔（Ranjan Datta）表示，该研究推进了“向认知多元化的重要转变，挑战了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框架，但政策论述与制度实施之间依然存在差距”。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大学高等教育转型批判研究主席职位研究助理萨沃·赫莱塔（Savo Heleta）以在亚洲、非洲、北美等地的实践经验为例提到，本土社区的声音一直被忽视，而纠正这一错误的唯一途径就是将本土知识置于讨论的核心。

　　土耳其海峡大学教育科学系助理教授哈坎·埃尔金（Hakan Ergin）则认为，将本土知识“从边缘的文化附加物重新定位为高等教育中具有变革意义的认知力量”非常重要。该研究揭示了全球南方国家研究人员日益增长的科研影响力。

　　英国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大卫·米尔斯（David Mills）认为，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并非只是将本土知识作为新的内容模块纳入现有课程，而是需要“深入反思这些认知方式带来的重要影响”。换言之，本土知识对高等教育的真正贡献不在于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文化案例，而在于从根本上思考“什么是合法知识”“谁有资格定义知识标准”以及“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等问题。

　　展望未来，埃尔金表示，有关本土知识的科学计量分析已经展示了这一研究领域成果的出版趋势和主题演变的宏观图景，未来的研究应通过深入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评估等具体环节，考察本土知识在不同环境下的实际运作情况。

　　本土知识的未来走向，是最终成为全球知识网络中真正具有变革力的核心力量，还是在制度的消解下重新退回边缘位置，答案就掌握在学者手中。正如研究人员所言，未来的道路已经清晰，但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仍需要整个学术界共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赵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