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建立既立足中国实际、又能与世界对话的研究范式。循名求实，在英语世界，古典学一般被称为“classic”或“classical studies”，意指关于经典及经典生成时代（主要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与此不同的是，德国古典学之父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将古典学称作“Altertumswissenschaft”，意指对古代世界的总体性研究。这两种界定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前者以“classics”所指涉的古希腊罗马典范作品为标识，锚定古典学的研究范围；后者则关注作为整体的古代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质。中国古典文明既拥有绵延数千年的连续传统，又呈现出由多区域互动汇聚而成的复杂形态，故应在“经典阐释”与“文明整体研究”之间建立自身的方法论框架，既要深入阐释古典经典，也要对作为整体的中国古典文明展开全方位研究。基于此，“文字—文本—文明”的研究路径，既是对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充分继承与发扬，也呼应了新时代中国古典学发展的现实需要。

　　文字，是理解古代文明的一把钥匙，也是中国古典学最基础的一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语言文字的研究都是古典学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戴震曾言：“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则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戴氏认为，欲明了古经所载之义理，必求之于古文之故训，亦即须通过研究语言文字才能真正进入经典的意义世界，最终把握圣人所传之义理。事实上，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与中国古典文明的关系，不仅奠定了经典文本的阐释基础，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典文明的内涵及其演进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不同的语言文字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汉字与中国古典思想的关系尤为密切。法国汉学家汪德迈甚至认为，表意文字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基，“为思想提供了阅读世界万物的出色解码”。如果我们要深入解析并评估中国古典文明，就必须在准确识读和理解古汉语和古文字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汉字对于中国古典文明的深层意义。徐中舒先生曾提出：“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运用古文字学深入研究上古汉语和汉字的起源以及形、音、义的演变，而且要将文字研究与文明研究结合起来，透过古文字去认识古代文明。

　　文本，是理解古代文明的基础性媒介，是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中国古典文本，大体相当于黄德宽先生所谓的“元典性文献”，不能狭义理解为若干传世名著，而应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彼此互证的文化系统。大体而言，中国古典文本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作为核心、承载着古典文明精神的传世经典文本，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著作、《史记》《楚辞》等；其次是生成于古典文明历史进程中，并构成传世经典文本形成背景的各类原生性文本，如甲骨文、金文、简帛、刻石等各类出土文献；最后是由经典文本衍生出来的历代整理、研究与阐释文本，如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宋元明清经解新疏之类。上述几类文本各有特点，因而需要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例如，出土文献需要紧密结合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全面把握文本功能属性和内容的基础上，充分揭示其历史与思想内涵，并进一步厘清它们的文化价值及与古典文明的关系。传世经典及其历代阐释文本，则需要结合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一系列文献整理方法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等语文研究方法，准确把握其历史形态演变和不同层次的文化内涵，并由此通向古典文明的历史和思想文化世界。文本研究不仅要追问文本“写了什么”，而且要追问它“如何形成”“如何流传”“如何被解释”“如何影响后世”等一系列问题。

　　文明，应当被视为古典学研究的最终旨趣和落脚点。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威兹提出，古典学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其所谓“复活”，并不是机械复原古代社会的细节，而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方法，通过对材料、制度和观念的系统研究，理解一个古代文明何以形成、如何延续、如何塑造其精神品格，进而形成独特的文明发展路径和内在特质。美国汉学家艾恺提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独树一帜，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具备的独有特征。”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中国古典学若只停留在文字考释或文本整理层面，固然可以取得扎实的基础成果，却不足以回答诸多宏观问题：中华文明为何会形成这些特性？多区域、多族群的历史经验如何汇聚为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并反复实现复兴的根本动力何在？中华文明能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何种启示？因此，我们必须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深入古典文明的历史阃奥，思索关涉文明整体的深层次问题，并通过文明互鉴研究探讨不同文明之间实现和平互惠、融通共进的可能性，系统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文字、文本与文明三个层面既存在内容交织又存在意义互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离开文字，文本便失去可靠的释读基础；离开文本，文明便缺乏可以追索和论证的历史载体；离开文明视野，文字与文本研究又容易退化为材料堆砌。尽管中国古典学范畴下的文字和文本研究与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等既有学科领域存在较高的重合度，但旨趣仍有明显不同，需要从文字和文本层面透视中国古典文明，观照整个中国文明。易言之，中国古典学范畴下的文字和文本研究，需要超越单纯的资料整理和实证研究，与文明的宏观整体研究相呼应，从而实现深挖古典智慧、发扬古典精神、推进文明互鉴的目标。

　　“文字—文本—文明”的研究路径既能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学术精华，又能回应当代学术重建的现实需要。传统学术中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年代学、舆地学、经学、史学、诸子之学等一系列学问的理论与方法，都可以在新的学术范畴下融会贯通、发挥作用。这一新范式也是对各种旧有范式的超越，无论是四部之学等传统学术范式，还是文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现代学术范式，都可以在新的路径下加以整合与重构。同时，新范式也可以为中国古典学提供更加开放的世界视野，既可以同古希腊、古罗马、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古代文明研究展开对话，在世界文明的整体视野中反观中国文明的发展路径和历史特质，也能够通过深入的文明互鉴研究，为未来人类文明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和经验参照。

　　总之，中国古典学既要扎根于对文字和文本的细致研究，又必须上升到文明整体与文明比较研究的宏观层面，建立可以贯穿古今、中西的理论解释框架。只有如此，古典学才不仅是“研究过去”，更是借助过去来理解今天、思考未来。

　　（作者系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