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古典接受史（classical reception）在西方古希腊罗马文化史学界异军突起，迅速成长为古典学领域思想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富、方法论创新也最为引人注目的分支领域之一。古典文化接受史的探讨对象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元素的吸纳、改造与再利用。其主题既包括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塑造现代世界积极作用的充分肯定，也包含跳出盲目崇古信古的窠臼、揭示古典文明给近现代思想文化带来的“负担”（burden）的批判视角。由于接受史研究确实为方法论相对传统、保守的古典学界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史料、更加广阔的视野和与后殖民主义、社会性别史、全球史等新史学思潮互动对话的机会，一批以古典文化接受史为主题的经典专著、史料汇编与工具书应运而生，如吉尔伯特·海特的《古典传统：西方文学的希腊罗马影响》、简·齐奥尔科夫斯基与迈克尔·帕特南辑录的《维吉尔传统：最初的1500年》与安东尼·格拉夫顿等主编的《古典传统辞书》等。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表面的热闹喧嚣之下，西方学术界的古典文化接受史研究正在遭遇发展瓶颈期，这种困境与接受史在欧洲文化环境中的自身局限性存在着密切关联。首先，从史料上看，在西方古典学的大本营——西欧社会中，作为古典文化元素最重要接受者的15—18世纪近代早期欧洲文化，在思想特征、典故传统与艺术手法等表象上往往会对自己的模仿对象亦步亦趋，无法拉开自身同后者之间的思想境界、文学造诣与艺术手法的距离，因而难以展示接受史视野下从古典范例到后世再创造这一文化发展史历程中的同中之异与改造创新。因此，笼统讨论色诺芬对马基雅维利、小塞涅卡对蒙田、普鲁塔克对莎士比亚、古罗马建筑对巴洛克艺术的影响，通常很容易引起读者或听众的兴致；而一旦此类研究深入到具体的细节与考据层面，比较对象内容的高度雷同与接受一方原创性的匮乏，使比较研究本身显得琐碎枯燥与了无新意，进而导致“接受史”作为研究领域与视角方法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遭到质疑。其次，从主题上看，近年来接受史研究的目的逐渐被僵化地限定为一味论证古典遗产对现代世界的积极影响，以及站在现当代的民族、性别、科学与伦理观念的制高点上反历史地批判古典文化的“负担”这两大彼此尖锐对立的主题。原本兼容并包、视野开阔的接受史研究变成了复古与非古两大意识形态对抗的战场，理应展示古今之变与历史发展无穷魅力的比较研究则被降格为不再考虑经济社会背景、历史发展阶段与文化传统差异的空洞概念之争乃至意气之争。最后，从史观上看，无论是过分强调古希腊罗马文明对通过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事件引领了现代化进程的近代西欧世界的塑造作用，还是一味夸大古典文化中保守落后的东方主义思想、性别尊卑观念与专制主义元素对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生活负面影响的倾向，都在无形中肯定、强调与固化了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念，无视了自古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长期共存、百花齐放与紧密互动的基本事实。

　　中国视角对当代西方古典文化接受史的积极影响。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年来中国古典学界对接受史研究模式的日益重视，以及中国文学、中国史与国内考古学家国际视野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尝试研读西方古典文化接受史领域的中外文专著与论文著述，为这一徘徊于十字路口的学科分支注入了新鲜活力。这些作品中既包括关于西方古典传统如何直接或间接影响华夏思想文化的考证，也包含对中国知识界如何认识、评价并批判西方古典文化要素的反思，还将古典接受史的视野拓展到18—19世纪的现代希腊世界、作为跨文化交流重镇的中国新疆吐鲁番考古遗址、当代韩国流行文化等此前鲜有学者关注的领域。林丽娟探讨了古典世界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圣乔治形象原型与盖伦医学著作如何以景教徒医生群体和古叙利亚文为载体，对古代华夏的知识精英观念产生影响的文化交流史；陈戎女梳理了近百年来古希腊悲剧在中文世界的翻译史，关注了现当代中国文学家、戏剧表演家对古希腊戏剧艺术的反思与改造；陈莹雪在专著中思考了古希腊史学传统对希腊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初期的历史书写与历史教育的复杂影响；何彦霄则广泛讨论了希腊化—罗马时代的默剧传统对包括当代韩国K-POP流行文化在内的近现代表演艺术的灵感启示。诸如此类别开生面、令中外读者耳目一新的成果拓展了古典文化接受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展现了这一新兴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潜力，并得到了中国、日韩与欧美古典学家的关注与认可。

　　上述成果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固然与这些学者的个人才华与勤奋努力密不可分，但更是因为中国视角为困境中的古典文化接受史研究提供了迫切需要的新史料、新立场与新史观。第一，中国学者特有的资料储备、阅读能力与教育背景为古典文化接受史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且与古希腊罗马文明高度异质化的、适合进行比较研究的素材样本。这些展示古典元素如何在异质文化体系下生存、传播与变迁的案例，不仅有助于今人复原受古典文明影响的阿拉伯、中亚与东亚世界的文化史演进历程，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观察古典文明本身的特征与实质。第二，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在通过接受史视角观察、思考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时，能够自然而然地跳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历史影响的评价非黑即白的窠臼，站在相对客观中立的角度观察、欣赏与评判不同古老文明之间，以及古典时代与现代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三，从中国视角出发，运用古代中文典籍与古叙利亚文、阿拉伯文进行的文化接受史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兼顾多元文化视角、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又以尊重、认可西方古典文明的客观国际影响力为前提，避免步入以狭隘民族主义史观取代西方中心论的误区，从而为当代学术界在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前提下探讨从古典时代到现当代的多元文明互鉴奠定学术基础。

　　搭建平等、多元、互鉴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对于古典文化接受史研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内的古典文化接受史研究远非尽善尽美，在颇具亮点的成果之下，潜藏着对西方古典文化原作精神与艺术特色把握不够、对中文典籍中的高质量接受史材料发掘不足、个别异想天开的接受史研究不无穿凿附会之嫌等争议或问题。有些中文研究成果无法同国际古典学界实现交流互动，难以在切磋争鸣中深化各国学者对古典文化接受史的认识，无疑成为该学科分支在国内取得长足发展的障碍。世界古典学大会等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能够为向古典文化接受史提供新颖视角的东亚学界、在传统古典学领域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西欧北美学界和作为古典文明发源地的希腊本土之间的广泛、深入学术交流，创造便利条件。全球史视角、后殖民主义思潮与跨文化交流研究的蓬勃兴起，为古典文化接受史研究的持续深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支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吸纳了中国视角的古典文化接受史研究定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搭建起一座衔接东西方学者共同学术兴趣的文明互鉴桥梁，为促进当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与各文化之间的相互认识、理解、交流与合作作出重要的文化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