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幅员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对于坚持全国抗战，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自新中国成立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研究长盛不衰，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由黄存林、袁宝东主编的五卷本《华北抗日根据地建设史稿》百余万字，具有以下三重特色。

　　第一重特色，在于整体的“建设史”定位。该书不是详细勾勒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史、沿革史，而是浓墨重彩地阐述根据地的建设史。其中，“政治建设卷”着重阐明中国共产党提倡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用和意义；大力开展政权建设，普遍实行具有特色的“三三制”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放手发展党的组织，严格治党，大力开展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使党成为抗日根据地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经济建设卷”重点阐述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全面叙述发展工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等事业，展现在经济建设中与敌开展尖锐复杂的侵略与反侵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总结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财政供给，“对外贸易统制，对内贸易自由”等各种关系的经验。“军事建设卷”阐述八路军在战略战术方面的独创精神，尤其在平原作战中创造的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等，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宝贵经验。“文化建设卷”总结了抗战文化对抗日战争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及其历史经验。“社会建设卷”全面阐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婚姻制度改革、放足运动、赈灾救灾、医疗卫生等工作的开展。

　　第二重特色，在于铺陈的整体观照和内部比较。整体观照，是指全书立论始终聚焦于华北抗日根据地这一整体；内部比较，是指全书分区域对华北内部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事功进行比较，并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述。以政治建设为例，作者提出，从1940年春晋察冀边区村选开始，1941年晋绥、山东根据地，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随之开展了大规模普选运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多数农民没有民主政治的习惯和意识，因此，在1938年的村政权改造中不彻底，一些人窃取权力，花样百出。也因此，村政权基本操纵在地主和地痞流氓手中，以至于1938年秋日军“扫荡”时，大部分村政权因软弱无力而垮台。是故，能否把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引导到民主政治的轨道上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与组织抗日群众救亡图存，实现其翻身求解放、当家作主的愿望，是边区民主建设的关键。为此，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春进行了深入的村选运动，创造了一整套民主选举方法，把民主参政的原则贯彻到每个村庄的选举中，成为华北地区民主建设的模范。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以晋察冀边区为样板，开展了以村选为基础的普选。

　　第三重特色，在于尝试立论的顶天立地阐释。所谓顶天，是指全书始终以抗战时期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基本遵循，并在此指导下展开铺陈；所谓立地，是指时刻关注党中央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在华北各根据地内部的落地和贯彻实施。

　　以军事建设为例，抗战之初，中共中央作出由运动战向游击战转变的战略决策，制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华北广大抗日军民积极响应，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单从抗战时期的军事建设来说，这一逻辑链条清晰，然而如果将其置于战时复杂的国内国际、敌情我情背景之下，则不得不感叹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明与伟大。对此，该书第二章论述到，虽然洛川会议最后明确提出红军作战应以分散兵力的游击战为主，但全党尚未对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转变问题达成共识，尤其是“在游击战与运动战以哪个为主、哪个为辅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为了统一思想，毛泽东多次就战略方针问题给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发电报，向大家阐述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的基本原则，以及实行这一方针对于我党我军发展壮大和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必要性。正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不懈努力下，才消除分歧、统一认识，敌后游击战争得以蓬勃兴起。

　　全书也有需要完善之处。比如，作者力求通过大量原始档案和第一手资料、大量文献和报刊资料反映华北抗日根据地建设全貌，但各卷在材料的取舍和运用上仍有一定疏漏；各卷在与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对话方面，仍不够充分。期待作者在该领域继续深耕，为学术界奉献更多优秀研究成果。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所长（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