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之“新”是针对“大众文艺”而言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革命文学家和左翼文学家就提出过文艺“大众化”的口号。但新文化的倡导者遭遇到一个现实的难题：新文化所欲诉诸的对象，即工农大众，受限于文化水平甚至识字率的普遍低下。如何让大众参与文艺创作，实现文艺服务于大众、推动文化发展的目的呢？所以，尽量使文艺“大众化”，使文艺能够有效地触及大众并为大众所接受和享有，便成了左翼文学运动的首要任务和核心追求。

　　大众化这一左翼文学运动的核心诉求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深入系统的阐述。首先，“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简言之，人民大众是新文化的主体。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其次，人民的生活和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斗争是一切文学艺术“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因此，“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及其生活和斗争形式也应该是革命文艺描写和表现的对象。最后，人民大众还是革命文艺的接受者，革命文艺负有表达他们的需求，教育人民大众之责，以推动历史的前进。

　　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文艺历来“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进一步明确化和时代化，重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纯粹就理论逻辑而言，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意在为大众所享有的文艺，最理想的状态不仅在于文艺工作者作为人民心声的代言人，为人民大众提供受欢迎的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人民大众能够直接创作出表现自身生活、奋斗、爱恨和梦想的文艺作品。这也是人民大众成长为文化主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此，就大众参与文艺创作而言，“新大众文艺”确实可谓“文艺大众化”追求的真正实现，这也符合当下的时代诉求。自从《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专栏并推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从而引发“全民写作”潮流以来，当代文学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名为“素人”的非职业作家或新闻媒体人，他们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进行自我书写。如“矿工诗人”陈年喜等人的走红，表明了人民大众在文艺活动中角色和地位的改变：除了是历史的创造者、见证者和“剧中人”之外，还上升为历史的“剧作者”。

　　“全民写作”和“素人写作”的出现，不禁让人联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民大众获得自由发展的美好愿景的描画：“任何人……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如此，普通劳动者进行文艺创作、从事评论，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当然，对于“全民”和“素人”，我们也要有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认识。陈年喜等打工人身份的作者在他们作品产生较大社会影响之前，就已有多年的文学创作经验，他们在文学领域的成功不是偶然。

　　新大众文艺成为热议话题、“全民写作”成为普遍现实，离不开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发展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技术诚然是促进文艺民间化、大众化的利器，它帮助普通劳动者越过传统文学创作、出版相对较高的门槛，找到更加多元便捷的发表方式和影响更为直接而广泛的传播渠道。但是，我们也不应陷入对技术的过度崇拜。从本质上说，技术是中性的，一旦为资本所掌控，亦可能变质为满足资本逐利天性的帮手。因此，必须警惕平台背后的算法筛选和推送机制，它们并不完全以文艺作品的审美品质或伦理价值为首要的考量。

　　技术是无生命的，因而缺少生命所特有的情感和温度。黑格尔之所以坚决判定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艺术作品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因而通体带有心灵浸润所灌注的生气。简言之，艺术作品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就此而言，现代网络和新媒介技术可以成为文艺作品发布和传播的强有力手段，但这一外在的手段难以替代文艺创作最本质的内在环节。当下的AI文学写作，其主要还是对AI能否全面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进行拓展和测试，背后主导的仍然是单纯的算法逻辑，与人类文艺创作的精髓——情感和体验、想象与灵感，完全不在一个赛道。因此，在人机交互的时代，大众本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应有全新的时代内涵。役物，让技术为人所用并造福于人类，而非役于物，使人类主体沦丧，异化为技术统治的奴隶。

　　文艺是现代人类抵御被异化的精神堡垒。保护感性免受过度压抑，以确保人类心智的均衡和健康。如今，在AI发展一日千里的情势之下，如何保持人性天平“人文”这一端的砝码稳如磐石，在社会巨轮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不至于让大船因“偏至”发生倾侧甚至翻覆，就成了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科学、道德、艺术是文化现代性的重要表现。文化的专门化在导致各领域自主的同时，也造成了专家文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相脱离。因此，让精英艺术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与大众的日常经验相结合，或许是疗愈现代病症的不二法门。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