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确立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进入以高质量、系统性、内生性为特征的新阶段。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构成和美乡村的三大支柱，彼此支撑。当前，和美乡村建设正从顶层设计加速转化为基层实践，在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创新路径与制度成果。江苏省常熟市康博村“村企融合”的实践模式，既高度契合乡村全面振兴的国家战略导向，又生动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地方创新智慧。深入剖析此类基层实践案例，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逻辑，对于丰富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理论体系、优化政策设计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

　　产业兴旺是乡村发展的核心，也是实现“宜业”目标的根本支撑。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破解从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市场体系转型的难题。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强调，要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这一政策导向在各地实践中已催生出多元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全国涌现的众多优秀典型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规律：乡村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适度规模的支撑，更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价值链的有效整合、乡村功能的多元拓展以及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

　　康博村的产业路径体现了典型的“村企融合型”发展模式：根植于深厚的地缘情感与历史渊源，村集体与本土龙头企业建立起深度协同的发展共同体，形成“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谋、成果共创”的融合机制。依托本土龙头企业波司登集团，通过村企联建模式，不仅推进了老旧工业区升级改造，建成康博智能制造产业园、邻里中心等产业载体，为村级集体经济打造高质量增长新平台，而且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发展高效农业、无公害种植养殖、农文旅融合等产业业态。尤为关键的是，通过就近稳定就业、资产租金、土地流转租金、合作社入股、订单农业等多种渠道，农户、村集体与企业实现了可持续的利益共享。

　　从学术视角看，康博村的实践超越了传统“公司+农户”的松散联结，构建了一种嵌入式、本土化的利益共同体。这种村企融合模式通过参与式、共享型发展，培育在地化发展的价值链，构建利益共同体并建立可持续的共享机制，契合了“包容性增长”理论的核心要义。其实践表明，在具备本土工商业基础的地区，可以依托成长于本地的龙头企业，通过组织创新与制度设计构建村企发展共同体，实现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生态宜居是乡村发展的基础。乡村建设的本质，是在保留生态底色与乡土肌理的基础上，提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实现现代化生活与田园诗意栖居的统一。近年来，《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等文件均强调“持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并对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提出系统要求。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下，全国乡村建设由点及面、迭代升级，一大批彰显时代特征、富有地域特色的美丽乡村相继涌现。新时代乡村建设已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追求“好不好”，其重点也逐步升级为“生态优先、民生为本、形神兼备”的系统提升。各地实践表明：乡村建设必须摒弃“千城一面”的城市化模仿，走差异化、生态化、人本化的发展路径。

　　康博村将生态优先理念贯穿乡村建设全过程。通过科学编制两轮村庄规划，强化空间布局与风貌管控，延续江南水乡肌理；系统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生态公园建设；率先建成村级污水处理站，推动生活污水全纳管、垃圾分类智能化和河道管护常态化。尤为可贵的是，康博村不仅注重生态投入和环境整洁，还重视“生态产出”，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依托优质水土资源，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发展湿地研学、农事体验等生态业态，推动田园风光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受益的宜居价值。这一实践表明，乡村建设的“宜居”之要，不仅在于环境优美，更在于让良好生态成为提升村民生活品质、支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内生优势。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实现“和美”目标的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要求“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各地还积极探索将“智治”等新技术、新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推动形成“多治融合”的新格局。理论研究表明，有效的乡村治理需在秩序与活力、权威与参与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实践证明，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不仅在于秩序维护，更在于激发群众主体性、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服务精准度，从而推动治理实现从“有效”到“有感”、再到“有为”的跃升，即实现从“管得住”到“服务好”、再到“人心齐”的治理深化。

　　康博村立足本土实际，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多元协同、数字赋能的乡村善治路径。村党委修订细化村规民约，制定《康博村“五治融合”村民约定》，并创新推行文明积分数字化管理，夯实“管得住”的秩序基础；创新设立“百姓茶馆”议事监督平台，优化党群服务布局，聚焦解决民生“小微实事”，提升“服务好”的精准度；同时，依托村企共建机制，动员企业党员、乡贤能人、青年志愿者组建服务队伍，共同参与矛盾调解、助老扶弱、文化营造，推动治理从“干部干”向“群众一起干”转变，凝聚“人心齐”的共同体意识。

　　从治理理论看，中国特色乡村治理在于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协同治理”理念融入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康博村的乡村治理事例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以自治激发内力、以法治强化保障、以德治涵养风尚、以智治提升效率。其多治共融的治理逻辑不仅响应了“如何管”的问题，也回应了“如何让群众愿意参与、乐于共建”的深层命题，为夯实和美乡村的善治根基提供了基层样本。

　　和美乡村建设并非单一维度的线性推进，而是产业、建设、治理三者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产业为建设与治理夯实物质基础，建设为产业与治理创造空间载体，治理则为产业与建设提供制度支撑。康博村的经验虽具地域特点，但其扎根乡土、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基层智慧。未来，全国和美乡村建设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回流机制不健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待提升、人口结构深刻变迁等挑战。这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强化制度供给，致力于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为全球乡村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