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一重要讲话如同一盏明灯，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26年正值这一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回顾与展望“中国学派”的建设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历史性转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思想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回顾学术史，中国经济学的演变路径，为观察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在中国形成学派，提供了详实具体的案例。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内部存在几个侧重点不同的理论流派或研究范式。它们的演变脉络恰好组成了中国经济学多元且丰富的理论面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从大量借鉴西方理论转向立足本土进行自主创新。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路径替换，它牵涉到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一次重新塑造。早期的价格改革、市场化路径探索等实践，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说明。在这个阶段，经济学界特别注重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有机地嵌合起来，由此逐渐摸索出一套与中国实际情况更匹配的资源配置理论。再后来，有学者尝试把结构分析这个维度也纳入到主流讨论过程中，提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因为初始条件的差异，所以它们内部的经济结构自然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这类研究重点考察经济增长中结构的动态演化及其驱动因素，并强调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将潜在层面的比较优势切实转化为现实层面的竞争优势。这一思路打破了传统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既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经验事实提供了一种自洽的解释路径，也为深陷中等收入困局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贡献了可供参照的政策思路。这一观点把发展阶段的异质性摆在核心位置，避免了“一刀切”的教条主义，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在理论方法上的创新。

　　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流派、发展经济学中国特征流派、结构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融合流派以及生态与资源经济学中国路径流派等主要学派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这些学派之所以能够真正成为学派，归根结底在于它们深深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指引，通过革新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着力锻造出一套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独立学术话语体系。它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那种以发达国家经验为蓝本、忽略发展中国家异质性的“普适”抽象框架，也不是一种封闭排他的本土化，而是以中国经验为全球发展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中国智慧。这种学派建设路径突出理论的实践性、时代性和人民性，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包容，最终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系统性和强大解释力的独立理论体系，并在全球经济学版图中确立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国际对话能力。

　　正是在这一自主创新的深厚土壤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创新流派应运而生并持续深化。这一流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规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等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它突出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优势，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机制。这一范式不仅深刻阐释了中国避免资本主义陷阱的独特道路，也为全球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与此相呼应并共同支撑的是发展经济学中国特征流派。该流派立足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超越西方发展经济学“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它通过系统梳理中国脱贫攻坚的宝贵经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以及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内在机制，构建起一套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工具箱，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

　　这些学派的工作不仅揭示了中国从贫困落后到高速增长、再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理路，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及若干重大战略提供了科学层面的学理支撑。不论是对资源配置理论的本土化重构，还是就结构变迁与制度激励展开的系统讨论，抑或是对生态文明与新质生产力关系的深入阐发，都实际参与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政策议程的构建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探讨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富有操作性的中国经验。

　　与此同时，不少研究者聚焦于城乡二元结构这一中国特有的现实议题，着力发掘农村集体经济、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独特衔接路径。相关研究认为，在幅员辽阔且农耕传统深厚的中国，协调好城乡关系直接关系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这类研究重新审视集体所有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独特功能，并把握生态文明理念与经济增长的内在一致性。上述相关探索在既有西方二元经济框架之外，开辟了全新的研究观察维度。此外，把大国兴衰与产业新陈代谢置于复杂系统理论与非线性方法的视野之下，也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论尝试。这一研究思路跳出西方主流的线性均衡分析套路，转而接纳动态演化、路径依赖乃至突变机制，从而更清晰地呈现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间的复杂关联。在吸纳古典经济学要义、熊彼特创新学说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养分的基础上，这些研究进一步挑战了传统分工理论，并引入超边际分析等手段，于本土语境中发出不同于西方封闭体系的新声音。这些努力推动着经济学的知识生产从早先的“西学东渐”朝自主创新方向转变，也让中国经济学在全球学术地图中的位置变得愈发难以忽略。

　　今天，中国经济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于涉及国家长远战略的核心问题，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等，都需要经济学界拿出更有穿透力的认知和更具实操价值的方案。打造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学派，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持守正创新，在历史传承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这一过程不是对既有框架的简单修补，而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在理论创新、方法革新、体系构建和人才培育上实现系统性跃升，从而使中国经济学派真正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建设中的重要标杆和引领力量。

　　具体而言，首先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这要求经济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遵循，对经典原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实践深度融合。其次，要深化方法论创新，融合现代经济学前沿工具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理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再次，要加强体系化建设，避免碎片化研究，通过重大课题攻关和跨学科协同，形成更加系统化、自主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最后，要强化国际对话与人才培养，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学术交流，培养一批既深谙中国国情又通晓国际前沿的青年学者，为学派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派才能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实践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整体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加坚实的经济理论支撑。

　　（作者系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