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世界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始终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同频共振。从学习模仿西方现代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入手，到关注世界文明的发生发展史，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徐徐展开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察视角、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以及价值取向。这是一部从模仿借鉴走向自主构建的学科成长史，是历代世界史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从“域外认知”到“解释世界”的深刻思想转型。在新时代，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唯有深刻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方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准方向、锚定坐标，切实承担起解释过去、理解当下与启迪未来的三重使命。

　　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必须在吸纳他者经验的同时确立自身主体地位。现代史学诞生于德国。从理论到方法，来自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断涌入，既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手脚。选题碎裂化、唯史料论、理论泛化或悬置等现象屡见不鲜。实际上，中国传统史学信奉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抱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有关“世界历史意义”“世界历史性的共同存在”等伟大认知，已经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即以中国为视角、站在中国立场，呈现建构性、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模式。史家“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是新一代世界史研究者的中国底色；“大历史观”要求把任何一次微观探索安置在中国与世界不断交往的时间长河中。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应以中国立场为基点，主动解答关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根本性问题；以全球视野为经纬，展现中国与之共生、共长、共建、共享的世界的一系列变化及其全球性影响。

　　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必须在融入国际潮流的同时彰显人类关怀。在西方学术界，无论是对于周边世界的关注，还是对于遥远空间的想象，多少留有霸权思维的痕迹。有关“罗马治下的和平”的幻想在近代国际社会十分流行，以至于零和思维颇受欢迎。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经常讨论“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守中致和”；马克思期盼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构建“自由人联合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促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概念的出现。它启发着新一代世界史研究者：首先关注共同体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如国际性组织的建立、国际交往规则的形成。其次，重视当代被共享的精神财富，如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19世纪后社会主义运动不断推进的平权思想。再次，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把“人类命运”界定为历史书写的源泉与指向，进一步回答人类相互依存的经验来源、制度保障等问题，如对丝绸之路沿线文明交往的研究。最后，认清“西方经验”的有限性，综合更多非西方地区的多元经验，揭示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别是对殖民主义遗产的批判性反思。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才能为全球史学提供一种超越霸权逻辑、凸显共同体意识的新范式。

　　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必须在加快学术创新的同时服务人民大众。创新是任何科学不断前进的动力。新时代的中国世界史研究需要用“新概念”“新视野”“新理论”来重建认知基础、拓展话语体系、优化学术理路。例如，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概念，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世界性”历史事件提供更具公共性的阐释框架；在周边国家研究中，推进“超”意识，即树立“超我”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实“超学科”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超国家”的行动体等；积极用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不断革新现代化理论。这些创新的源泉并不仅仅存在于象牙塔内，而是广布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为此，新一代世界史研究者要密切关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个体经验与普遍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认真思考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真实影响和确切作用，更为主动地向人民大众传播专业历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提高公共历史阐释的理性化与通约性，以消弭公共历史文化争议，让世界史研究成为沟通学界与社会、过去与现在、本国与他国之间的文化桥梁。

　　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必须在奋力书写过去的同时紧跟时代步伐。历史学是有关时间的科学，但绝非停留在过去的学问。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已经消逝的各种文明，更要立足于当下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从跨区域联系与文明间交往的痕迹中探寻当代世界形成的重要根源，在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的问题中揭示西方列强推行霸权主义的罪证，从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丝绸之路交流中彰显中国自古以来“美美与共”的交往观。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中，世界史研究者更应该主动拥抱大数据分析、文本挖掘、知识图谱绘制、智能体搭建等新方法，更大范围地拓展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过去难以察觉的长时段宏观趋势，如全球气候变化与物价波动之间的关联性、历史进程中非对称性权力关系及其意外后果、殖民帝国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等。当然，作为人文学者，世界史研究者必须保持敏锐的人文思维与审慎的判断力，让新技术真正服务于史学的求真与求智。

　　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是新时代赋予世界史研究者的重大使命。面向“四个之问”，我们必须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从中国人民的奋斗与智慧中增强问题意识；我们必须心怀人类文明的存续大势，破除“西方中心论”的隐形桎梏，以“美美与共”的胸怀参与全球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创造；我们必须走出象牙塔，为人民写史，积极构建健康向上的公共历史文化；我们必须充分运用数字人文的理论与方法，全面重塑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真实进程，将非西方地区的历史经验纳入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为理解世界历史的多样性与整体性贡献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历史支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