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决定清算过去的哲学信仰，对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展开集中批判，完成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作为唯物史观正式创立的标志，《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座思想丰碑，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2026年，适逢《德意志意识形态》创作180周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经典阐释与当代价值”为主题，联合主办第四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青年论坛，聚焦《德意志意识形态》，考辨其文本构成、阐释其思想内核、探讨其当代价值，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返本开新。

　　考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创作

　　自1932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发表，特别是1938年郭沫若首译“费尔巴哈章”以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在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入21世纪，国内学术界充分吸收国际文献学考证的最新成就，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系统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考证、思想阐释等方面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中，“费尔巴哈章”的编排问题是国际学术界的争论焦点。就苏联学术界而言，1926年梁赞诺夫按照时间顺序推出“费尔巴哈章”的首个编辑版本，但其后继者阿多拉茨基在1932年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按照逻辑顺序重构了“费尔巴哈章”，这一做法遭到了后世学者的严肃批判。对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梁赞诺夫应当为阿多拉茨基的逻辑编排方案负责。中国人民大学赵玉兰直面梁赞诺夫是否为“费尔巴哈章”编排逻辑顺序的肇始者这一学术争议，通过比较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各自的文本编排方案、编辑准则以及手稿材料，证明了梁赞诺夫不应该为阿多拉茨基的逻辑编排方案负责。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清算，以上三者在作为批判对象的意义上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马克思的思想创构。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都将费尔巴哈作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但2017年MEGA2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以后，国外学者提出唯物史观主要是受施蒂纳思想冲击而产生的结果。对此，上海财经大学康翟强调，应以唯物史观的理论实质为标尺，重估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中山大学林钊则认为，施蒂纳的利己主义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形成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且本质上是论战性/否定性的）关联。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概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并以“真正的实证科学”概括唯物史观的理论性质。但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被误读为“物质一元论”和“经济决定论”，甚至被进一步降格为经验研究。对此，北京大学李彬彬强调，唯物史观的核心贡献并非简单地强调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而是开辟出一种洞察“物质生产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的理论新视域。北京师范大学李靖新弘针对国外学者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误读为一个经验性文本的论调，指出该文本开启了“经验”与“超验”视域的综合，为后来《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真正的实证科学方法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深入阐释《德意志意识形态》内涵

　　作为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丰厚的思想内容和精深的理论价值。马克思曾说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指南，但绝不提供适用于一切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恩格斯也在相近的意义上强调，唯物史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作为科学研究指南和方法的唯物史观，需要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相结合，也必须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结合，这种以人类社会研究为中心的哲学思考表明马克思的哲学具有社会哲学向度。中央民族大学王海锋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社会哲学的确立，马克思以“社会”为对象，通过社会现实批判、社会形态分析、社会基本矛盾探索来追问人的自由和解放。长安大学代建鹏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剖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础、以广义的社会关系为制约的主体结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科学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人民大学张当从“现实的个人”概念出发，探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人学立场，指出这一立场完成了对个人主义哲学逻辑的超越，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内在统一。华中师范大学戴圣鹏聚焦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既是从私有制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也是虚幻共同体向真实共同体的转变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周康林认为，“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考察世界历史的新出发点，科学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生成逻辑。

　　面向时代探索文本当代价值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史无前例的规模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使知识生产服务于中华民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崔唯航指出，马克思主义研究既要回到经典文本，提升理论思维能力，又要立足于时代要求，发挥理论活化现实的作用。

　　放眼当代世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广泛参与并深度塑造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以“技术批判”视角重新激活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阅读，让唯物史观更好地发挥哲学回应时代问题的根本任务。清华大学夏莹指出，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在于将技术置于特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逻辑中加以考察，揭示出现代技术生成、运转与扩展的社会条件，其实质是一种“技术社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惠民从智能体时代的“劳动替代”现象出发，指出人工智能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劳动者属性。新技术革命对唯物史观内含的劳动、分工、世界交往、阶级联合等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有必要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加以回应。

　　立足当代中国，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又必须始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厦门大学林密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建构了城乡关系现代化转型的一般历史趋势与世界历史逻辑，而且将城乡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现代性症候与矛盾具体。中国政法大学蔺庆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巨大规模为典型特征，将现实的个人扩展到规模巨大的人民整体，将物质生产活动深化为“五位一体”的总体性实践，将受既定生产力制约推进到以共同富裕重塑社会关系，实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学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孙海洋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思想。经典反映时代，经典凝练思想，经典常读常新。经过几代学人的研究积累和接续推进，国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既反映出国际视野，又彰显出中国特色。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