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绝非无源之水，它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高度契合。中华文明独特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与价值体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实现“两个结合”的深厚文明根基。中华文明的宇宙观、社会观与道德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沃的文化土壤。
一、文明沃土：中华文化的思想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凭借其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构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血脉。依托中华文明特有的场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建构起一套与现代中国社会在处理天人、群己、身心关系上高度契合的思想体系。
“天人合一”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一东方生态智慧将人类视为自然运行的有机环节。这与马克思主义将自然界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经典论断形成了深刻的认知共鸣。中国共产党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内核，将其升华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倡导共生共荣。在这一过程中，“天人合一”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获得了更为厚重的现实张力。
“和而不同”提供了社会发展理论的治理智慧。“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华传统强调在承认差异中寻求共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致力于实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同样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同质化，追求多样性中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将“和而不同”转化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理念，倡导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以来，这一理念不断拓展，实现了积极引导的范式重构，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支撑。
“人心和善”启发了道德观建设的教化理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时代化的进程中，深度融合“人心和善”的传统，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现代理念注入其中，构建了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伦理体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既有“中国心”，又有“时代魂”。
二、思维基因：中华民族特有的方法论赋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实践理性与辩证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推力。这种文明基因的深层嵌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实现了中国化的转化。
“知行合一”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逻辑。王阳明“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的洞见，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将“信”引入知行体系，提出“知信行统一”。这不仅回应了社会价值建设的现实需求，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新时代的表达形态，确立了从思想认同到行动自觉的完整闭环。
“居安思危”强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忧患意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这一思维智慧深刻揭示了安与危的动态转化。中国共产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在推进治国理政中既把握战略机遇，又洞察风险挑战。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居安思危”哲学智慧的现代升华。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涵盖政治安全，更延伸至经济、网络、社会等各领域。
“革故鼎新”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内生动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种以变应变、生生不息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永恒发展的观点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将“革故鼎新”融入发展观，强调与时俱进是党的先进性的根本保证。新时代，党将这种应变精神从“被动应对”提升为“主动求变”，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真正实现了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焕发出强烈的时代活力。
三、精神追求：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现代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推动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化积淀的核心价值理念，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竭的精神动力。
“民惟邦本”筑牢了群众史观的价值基座。“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内核相通。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革命性改造，破除了视民众为治理对象的“被动民本观”，确立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主体地位。这一转化，不仅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更为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现代语境中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天下大同”促进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本土表达。“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一古老愿景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在价值指向上高度一致。中国共产党将“大同”理想创造性融入民族复兴战略，赋予其“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具体时代内涵。这使得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成为具有浓郁“中国韵味”的现实追求。
“协和万邦”拓展了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华情怀。“协和万邦”突破了狭隘的地缘政治逻辑，与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预言相得益彰。中国共产党以这一传统智慧为依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主张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地球村”。中国智慧为重塑世界秩序提供了可能路径。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起点，更是其不断生长的文化之源。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丰厚土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新时代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责任研究”（23BKS034）的阶段性成果】
（王员，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武斌，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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