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与智慧源泉，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文化语境与独特资源，因而要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将其蕴含的思想资源，转化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和思想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关系学

　　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基础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源于非西方语境，立足中国外交实践、承载中国价值的核心概念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蕴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以及人心和善的道德观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基础，为概念创新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母体与必要的价值原点。

　　当前，中国学术界已对天下、礼、仁、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一方面，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多不分” 的语境，加以阐释与把握，不宜简单套用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世界主义等范畴进行生硬解读。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在内涵上相互依存、有机贯通，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因此，礼、义等传统概念亦不能被孤立、片面地理解，而应将天下国家、礼义、义利、内仁外义、理与势等作为成对的概念范畴，以此来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概念。

　　例如，孟子所言的“天下国家”、《大学》所载的“平天下”等概念，其价值旨归均深植于 “一多不分”的整体性。“天下国家”意味着天下是与国家关联在一起的，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均平天下”意味着天下之患在于不均，以“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精神与原则求天下太平。因此，天下国家是内含天下结构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组织形态。“天下”侧重整体的普遍道义与伦理秩序，彰显“天下为公”的整体性情怀；“国家”则侧重具体的治理主体与治理边界，践行“国治而天下平”的治理目标。

　　此外，礼与义的辩证统一，为现有国际秩序概念注入了兼具伦理底蕴与实践理性的文化资源。“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者，义之实也。”礼侧重秩序与行为，义侧重秩序的本质与行为的内核，二者相辅相成——无礼则义无载体，无义则礼无灵魂。这种礼义化之而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的秩序观有别于西方以权力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可转化为中国国际关系中情与理相统一的秩序概念，打破西方霸权秩序的概念桎梏，构建起兼具规范性与道义性的新型国际秩序概念。

　　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创新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成对范畴概念进行当代创造性转化，这样更能构建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概念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关系学

　　自主知识体系的思维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思维方法，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体系中的思想方法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相比于西方形而上学信念基础上先验性的、实体性的因果思维及其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关联性、过程性的互系性思维及其辩证方法论。事实上，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并不全然排斥实证主义因果研究范式，而是否定单一线性因果逻辑下的狭义实证主义，追求建构更具解释力、立足双向互动、互为因果的辩证性实证研究路径。具体而言，其将实践维度引入实证主义分析框架，揭示了实证主义理论范式与社会实践之间恒在的矛盾张力与内在关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系性思维意味着相反相成的两端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前提与因果、不可分离的。天人、知行、内外、义利、王霸等都是互系性的、关联性的。彼此相反相成，因对方而存在，并在一定的时空等条件下相互传化。中国互系性思维从来反对偏执一端，反而强调执两用中，因时而权变。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以此意指要对两端权衡，懂变通，以致中，即实现动态性平衡。例如，“利者，义之和也”。这意味着利需要与义相和，包含着义，更要在义的原则下才能实现。“以义和利”的互系性辩证思维并不偏执利或义一端，反而强调将利与义统一起来，避免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两端机械地割裂或对立，赋予国家利益以道义的内涵，给予国际道义以利益的内容，能够扩展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方法论体系的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思维方法是有别于西方因果思维的类比思维，这一思维被费耶阿本德视为“历史”思维或“经验”思维。类比思维注重变化与过程而非强调固定不变性，并不寻求事件及其秩序的终极原因，而是寻求以关联性过程描述与解释事件。类比性思维意味着知识体系构建需要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依据所构建的认知系统或体系，求同别异，比照性或历史性地探究不同国家或国际关系不同阶段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更精确地解释与理解特定国家或国际关系的历史变迁，避免陷入简单的因果必然性及其机械决定论等方法论陷阱。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际

　　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深度融合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深度融合，既是破解西方话语垄断、彰显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必然选择，也是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内涵、回应全球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弘义融利的利益共同体、守望相助的责任共同体、兼善天下的命运共同体，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新概念与新实践。因而可以义利互系的辩证思维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义理基础，构建有别于西方以实体性利益为前提的、以义利相统一的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主历史实践。此外，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纳入其中，从理论与实践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知行上有机结合起来，以内外内在联系及其类比的方法论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特政治经济实践，并参照性地探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实践路径。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理念内在相通。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全球治理倡议，致力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进程离不开公平正义的价值引领和规范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下为公”“为政以德”“天人合一”“亲仁善邻”等道德理念，能够转化为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文明互鉴、平等互利的价值主张，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注入深厚的思想动力。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利兼顾理念体现中国义理型文明形态，需要将利益与道义内在的关联性纳入中国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规范性理论构建之中，进而将其转化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价值准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态势研究”（25&ZD28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政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