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仅被解读为经济增长叙事。事实上，这场结构性变革早已突破经济领域的边界，深度重塑着全球治理、科技发展、文化格局与知识体系版图。谁在主导知识定义权？非西方知识体系如何提升自身话语权与影响力？面对一系列核心问题，全球南方学术界愈发清晰地认识到，必须将知识生产的主体自觉，加速转换为紧迫的集体议程，通过深度整合、协同合作，构筑起团结共生的学术共同体。
本报记者通过采访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学者发现，当下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建设，正沿着三条相互交织、协同推进的主线有序展开。其一，戳破“西方即全球”的固有认知幻象。这一长期被社会默认的结构性认知偏差，虽早已被学术界反复指出，但其形成的权力惯性，至今仍深刻主导着学术评价标准、经典理论体系与知识传播规则。其二，重新界定学术自主的核心内涵。知识层面的“自主”不是学术闭关，而是在批判性借鉴中争取平等的阐释权与话语表达权。其三，推动方法论的根本性转向，深刻重构研究视角与知识生产环境，让全球南方的本土知识从静态的“遗产”真正转化为赋能发展的动态学术“资源”。一个趋势已然显现：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正突破以“西方知识霸权”为靶心的碎片化批判，迈向知识联盟倡议的落地与系统建设。
走出“西方即全球”的认知迷雾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教授费和平（Fernando Vizcaíno Guerra）表示，全球南方学者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资金或技术的匮乏，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全球”等同于“西方”，“当下，最负盛名的学术期刊由欧美机构主办，最被认可的理论框架出自西方传统，非英语的学术成果往往被视为‘区域研究’而非‘普遍知识’”。他认为，当全球南方的知识体系被清晰承认时，全球南方将成为一种道德标杆。毕竟，发展首先体现为有尊严地生活。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特聘教授高畅（Augustin Holl）从历史结构层面补充了一个关键判断：全球南方涵盖1500年以来曾部分或完全被欧洲列强殖民的所有国家。他直言：“这些国家长期受制于殖民者建立的那套自私而傲慢的规则，且规则带来的‘枷锁’并未随着有关国家在政治上实现独立而消失。尽管各国情况不同，西方学术界仍主导着全球研究议程和知识生产体系，主要的学术机构和发表渠道依然掌握在‘守门人’手中。”
西交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倪凯松（Niklas Weins）对此深有感触。他对记者表示，最负盛名的学术期刊几乎都由欧美机构主办。这些期刊的评价体系、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乃至语言风格都是按照西方标准预设的。不仅如此，当学者有意获取非英语数据库中的知识时，他们往往需要突破四重障碍：能力建设、数据可及、资金支持以及全球出版体系对知识获取和传播的限制。
然而，改变正在发生。一批立足全球南方、服务全球南方的学术平台和合作机制正在崛起。像世界科学院、南方中心、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这样的组织和团体，以及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等区域学术网络，正在成为增进全球南方知识共享的有力主体。同时，数字存储库和开放获取期刊，如覆盖10余个国家的科学电子图书馆在线（SciELO）和提升非洲期刊全球可见度的非洲期刊在线（AJOL），也在帮助全球南方学者绕开商业出版商的付费墙。
高畅对此补充道，曾被西方史学界嗤之以鼻的口述传统，如今只要方法论严谨，就会被接纳为重要的历史证据，“这说明自欧洲殖民时期建立的知识生产规则虽然顽固，但并非不可松动”。
知识自主不等于学术闭关
全球南方学者普遍主张：自主知识生产不等于自我封闭，更不意味着全盘否定西方知识传统。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医学院教授、尼中社会关系学院主席巴尔穆卡塔·雷格米（Balmukunda Regmi）表示，知识生产历来植根于权力关系，因此，有意义的变革必须将学术研究建立在本土的历史、语言和生活经验之上。真正的知识自主是在对西方知识传统进行批判性借鉴的同时，建立起平等的解释权。他提醒道：“最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就是把知识自主等同于学术闭关。”
高畅从科学哲学的角度阐释道：“科学进步的动力来自不同观点间的激烈辩论。正如美国科学史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所言，真正引发科学革命的，不一定是新数据的累积，而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整体性转变。这意味着，全球南方争取解释权，不是在边缘呐喊，而是在参与科学范式的重构。”
“推动这一转变的动力，包括去殖民化意识的觉醒、对文化自我定义权的追求，以及人们对能够回应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变革的知识的日益渴望。”雷格米强调，“尤其是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学术研究必须始终与社会需要紧密相连。”
高畅对此十分赞同。他表示，全球南方仍在发展，探索新型、互利的南南学术研究合作是一项“基础工程”，它的目标不是简单套用现成理论，而是在借鉴和调整的基础上，从多样而具体的本地实践中生成新理论、新方法。他提醒，要做到“全球思考，本地行动”，既要避免陷入地方主义或神秘主义的陷阱，也要防止知识体系走向垄断或碎片化。
目前，南南合作正从“硬联通”走向“软联通”。从金色麦田到光伏电站，从疾病防控到气候变化应对，有关合作始终聚焦发展中国家最急迫的需求。巴基斯坦瓦赫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阿苏玛·阿里夫（Asma Arif）提出，面对粮食安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技术鸿沟等方面的挑战，各国越来越意识到携手共进的重要性。学术交流、高校合作与学生培养正在促进相互理解，形成高畅所说的“行动中的教学法”。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最适合当地情况的解决方案，探索出契合各国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如今，南南合作正在向创新教育、人文交流等新维度延伸。
让本土知识从“遗产”变为“资源”
书面文献与英语写作的垄断，正在将大量全球南方本土智慧挡在理论生产的大门之外。如何打破这种阻碍？方言、口头传统和非文献类的知识不能仅留在博物馆里，用雷格米的话来说，“我们需要把这些活生生的实践转化为分析框架，同时又不能抽空它们原有的具体情境”。当前的主要障碍依然不少。例如，部分国家学术界过分偏重英语，对以本土语言开展的学术研究缺乏制度性支持。又如，那些只认书面材料的研究方法过于僵化。雷格米呼吁开展民族志的共同生产、多语言的学术写作、以社区为基础的研究，并推动院校改革，“让替代性知识传统获得正当地位”。
高畅以自己亲身参与的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学术辩论为例，生动说明了方法论转变的必要性。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非洲冶铁术的起源提出了两种假说：一是起源于西南亚后传播至非洲；二是认为它基于非洲工艺的多样性而独立诞生于非洲。“那时，两者都缺乏考古实证，更像是一场世界观的交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洲田野考古陆续出土了挑战性证据，尤其是那些反驳“非非洲起源”主流观点的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几乎都受到了系统性忽视。2000年至今，大量新证据表明，冶铁术在全球多个地区独立出现，包括非洲西北部和中部地区，在这些地区发现的部分遗址含有早期冶铁设施，且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200—前2000年。
高畅认为，要让有关新认知真正扎根，研究视角必须从仅关注金属器物的测年与描述，转向基于区域分析框架的技术人类学视角。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技术突破有时源于机缘巧合，但它的落地与持续必须赢得社会接纳。技术并非自行其是，社会维度至关重要。”
塞内加尔达喀尔谢赫·安达·迪奥普大学历史教授马马杜·法勒（Mamadou Fall）则提出了一个更为系统的构想。他认为，全球南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能停留在保护与存档层面，而应构建一个涵盖从考古遗址到口述记忆、从传统工艺到数字对象的新知识生产环境，使地方知识体系从被研究的“遗产”转变为生产新理论的“资源”。这一新的知识经济构想涉及博物馆、艺术市场、文化调解人、传统文化传播者、档案馆、历史数据库、考古遗址等平台、数据收集工具和专家，广泛吸纳来自图像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音像资料、集体想象、纪念性场所等的多元知识。最终目标是让传统文化成为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中可激活、可操作、能创新的当代资源。
中国助力南南知识聚合实现突破
在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版图中，中国的位置尤为特殊。多位学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现着一种难得的知识自主与文化自信。雷格米评价道，中国正致力于让理论与本国历史条件、优秀传统文化及发展重点更紧密地契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辨识度越来越高，中国学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越来越为国际学术界所熟知。这一体系在汲取本土传统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比较与借鉴，吸纳世界范围内的多元知识，从而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更多话语权。
“中国学术界近年来的努力，为大家共同生产扎根于共同发展经验的全球南方知识创造了空间，让非西方的知识生产方式获得了正当性，也为尼泊尔这样的国家提供了机会，使之能够作为平等伙伴而非被动接受者参与其中。与中国这样的可信赖伙伴合作，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将更受鼓舞，更大胆地、因地制宜地用好本土经验，应对不平等等全球性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雷格米说。
法勒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便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也关注如何恢复自然与社会的平衡。中国治水、修渠、筑路以及在公共领域消除贫困的传统，都是良好治理的标志。“这些历史遗产，包括知识和价值观，”法勒说，“正是中国与非洲在公平、平衡的科研合作中分享的宝贵‘指南针’。”高畅则从当代合作的实操层面进行了补充。在他看来，中非高校间的合作已相当普遍，延伸到多个学科领域，联合发表的成果也在增加。下一步的关键是汇聚共识，整合力量。例如，由中国高校的非洲研究机构牵头，定期举办中非轮流承办的大型学术会议，让合作从分散走向系统。
受访学者普遍认为，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下一阶段，需要从知识交流走向联合创造知识。这有赖于更深入的机构伙伴合作、多语言的学术实践、青年学者的培养，以及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理论创新。全球南方学者的对话、辩论、共同田野调查和实验室活动，正一寸一寸地夯实着这一地基。正如法勒所言：“一旦建立起由南南学术共同体充分参与的全球性知识联盟，知识、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便将突飞猛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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