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彼时，坐在会场里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康震作为文学领域代表发言。十年过去了，康震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十年赓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成就斐然。从“三大体系”的顶层设计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目标，从一批批标志性成果的涌现，到系统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新思路、新趋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路。
新成果彰显时代风采
5月初，记者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的办公室，那里堆满了新近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其中不少是他自己团队的研究成果。十年前，刘守英完成了一次身份转换——从国家政策咨询者变成学术理论研究者。此前，他深度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政策制定和咨询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但进入学术界后，他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主流经济学界倾向于将中国发展成就归因于与西方趋同的市场化和产权路径，中国实践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常常被忽视。
“要么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把中国故事变成西方故事的一个案例。”在刘守英看来，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经济发展取得的奇迹，得益于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但理论的构建不能靠感觉，必须基于特征事实。“要花大量功夫提炼中国典型特征事实，基于特征事实形成标识性概念，再用科学方法对标识性概念进行科学表达。”十年过去，他欣慰地看到，学术界越来越多人开始做这件事。
康震见证了中文学科这十年的变化。“回望这十年，中文学科扎根本土、融通古今、面向世界，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上产生了不少实打实的成果。”他对记者说，最明显的变化是，学术界不再满足于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学现象，而是开始从中国文学实践中提炼自己的理论。
“文化诗学”“新大众文艺”“文明互鉴”“重写文明史”……一批中国原创标识性概念和命题，开始进入学术话语体系。比如，“文化诗学”概念的提出，试图打通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壁垒；“新大众文艺”的讨论，则直面数字化时代文艺生产的新形态。这些概念和命题带着鲜明的中国印记，也带着对时代的回应。而“文明互鉴”“重写文明史”等命题，试图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重新追溯世界文学的多元起源，确立一种新的世界文学观。康震称之为“理论中的中国”——向世界呈现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学术形象。
法学领域的变化同样显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雷磊用“跨越式提升”形容这十年中国法学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部分‘领跑’转变。”他说，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外法治、数字治理等原创性议题，我国学者主导了多场国际学术对话。在投资争端解决、跨境数据流动、气候变化立法等领域，中国的实践案例已成为国际比较法研究的重要样本。“相关成果在国际刊物及国际顶尖出版社的刊发及出版占比显著提高。”雷磊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的观察更具纵深感。他回忆，十年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更多是“转译者、学习者、倾听者”，如今，“我们正成为国际学术‘对话者’”。从依附西方、被动追随转向自主构建、自信发声，学术主体性与原创性成为共识。“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这句话，正在从口号变成主流范式。
华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陈金龙及其团队，则在一个更具体的领域深耕——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他们开拓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中国共产党情感史等研究新领域。这些领域过去很少有人系统研究，但恰恰是理解中国共产党运作逻辑的重要切口。“我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研究范式。”陈金龙告诉记者。范式意味着方法论上的成熟和可推广性。在他看来，当前学术界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方法进行了深入诠释，特别是从学术化、知识化表达的维度，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内在结构进行了解读，肩负起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王维国则强调实践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他列举道，如发展新质生产力、脱贫攻坚、超大规模城市治理、共同富裕探索……这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了大量真问题、新问题。“既给学术研究提供了最丰厚的土壤，也让研究成果有了最坚实的实践检验场。”
技术也在改变研究方法。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大语言模型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大幅拓展了研究边界，降低了跨学科研究的门槛，很多传统研究方向因此实现了方法创新。
新思路以“两个结合”为指导
如果说成果是看得见的“硬件”，那么思路就是支撑成果的“操作系统”。“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王维国认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突出强调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守的精神魂脉和文化根脉。“我们党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是方向指引，从‘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到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明确部署，让学术研究方向更加明确，动力更加强劲。”
历史学界的变化尤为典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乃和告诉记者，过去，中国历史学界存在一种“路径依赖”——从概念到方法，不少直接借用西方。“比如‘帝国’‘内亚’‘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它们的生成背景与西方历史经验密切相关，直接套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上，难免削足适履。”这十年，学者们开始系统梳理具有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如天下、民本、大同、小康、治理、大一统……这些概念不是简单的术语替换，而是背后有一整套方法论自觉。更重要的是，学术界还提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中国方案”和一系列具有解释力的本土原创理论。谢乃和称之为“主体性”的彰显。“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主体性’，不是排他的，而是在平等对话中确立的。”
康震对此深有共鸣。他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把“两个结合”的学理研究挖透做实。“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度融合，推动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各展所长、协调发展。”他特别提到话语体系的改进：“要用更能打动人的表达传播文化理念、研究成果。”在他看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扎稳中国的根，接准时代的气，既要守得住传统，又要跟得上潮流，这样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多位学者在采访中坦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当前仍面临一定困境。比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还有待深入研究；对于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将其更好融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方法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陈金龙提出：“需要在深入研究中国方案、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和知识层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使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张翼则从方法论角度提出要持续开展实践调研、经验总结、不断深化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深入阐释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标识性概念，系统挖掘中华文明特性，跟踪国家重大战略，聚焦民生保障与社会结构变迁，并加强国际比较。另一方面，需深化原创性理论研究，推进‘两个结合’学理阐释，聚焦科技自立、风险治理等‘国之大者’，推动基础理论本土化，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与世界意义。”张翼说。
雷磊从法学层面提出更具体的路径：“要深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生态保护法庭等一线，强化法治创新的实证调研，在一手数据中，提炼出扎根中国大地的法治运行逻辑。”他还建议及时总结我国十年来在国家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等新兴领域治理经验，深化交叉融合研究，构建能够立足中国实践、回应中国之问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学术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大论断，被学术界视为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和路径认识的又一次飞跃。
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新起点，王维国观察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的三个新变化。一是方向更加明确。研究议题日益聚焦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形成理论研究、咨政服务、传播对话等多维协同的格局。“过去，学术研究有时会陷入‘为学术而学术’的封闭循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动将自己的研究与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对接。”二是更趋跨界。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成型，科研组织从“单兵作战”日益转向有组织科研的“集团攻坚”。“这一点，在人工智能伦理、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复杂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单一学科无法解决复杂问题，交叉融合成为必然。”三是更接地气。“兼顾‘学术导向’与‘需求导向’，研究成果更加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真正回应群众关切、服务治理一线、支撑政策落地。”王维国说，学术价值与实践效用正在实现有机统一。
在经济学领域，刘守英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关键变量——数字技术。“我们正处于数字新形态构建的时代，经济学必须进行理论和范式变革。”他告诉记者，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处在数字经济时代最前沿，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善于总结中国丰富的数字经济实践，基于数字经济实践提炼典型事实，提出具有原始创新的标识性概念，并创新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以此指导中国数字经济实践。”刘守英说，这不只是学术问题，更关乎中国能否在数字经济时代掌握话语权。如果经济学理论仍停留在工业化时代甚至更早的框架里，就无法解释和分析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
法学领域同样面临新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法学国际影响力？雷磊给出的方案是“双向发力”。“一方面，要深耕中国法治实践，如脱贫攻坚中的法律保障、超大城市数字治理的规则创新，基于这些独特经验凝练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另一方面，要主动设置全球共通议题，在人工智能伦理、跨国犯罪治理等新兴领域，将中国方案的底层逻辑用国际通行的学术语言表述出来。”他特别强调学术对话的方式转变：“通过联合研究、外译项目和国际学术组织任职，让中国法学从‘被观察的对象’转变为‘可借鉴的范式’。”这个表述很有深意——过去，中国法学更多是被西方学术界观察、分析、评判的对象；未来，要成为其他国家可以借鉴、参考的范式。
在历史学领域，谢乃和提出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观点。“构建中国历史学乃至整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是当代历史学人‘斯文在兹’式的文化使命，更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以来，对历史中国‘元精神’及其理论概念体系的‘文化复根’。”谢乃和提到的“文化复根”概念，值得深思。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了一个“器道分离”的过程——西方的学科分类、概念工具、研究方法被引入，中国传统学术的整全性被打破。现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在吸收现代学术方法的基础上，重新连接被切断的文化根脉。在谢乃和看来，中国古典学研究恰恰提供了本土理论概念体系之本源，对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谈到，如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正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人才培养创新，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筑牢根基。“有组织科研”新模式正在推行；新型科研平台建设正在破除束缚科研生产力的阻碍；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正在构建……这些改革的效果正在显现。
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十年来，从顶层设计到战略目标，从标志性成果到方法论自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每一步都不容易，但路还很长。在采访中，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在路上”。正如学者们所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几代学人的持续努力。它既需要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自觉，又需要面向世界的开放胸怀；既需要“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指引，又需要原创性理论的持续突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行进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壮阔征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段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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