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年来，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围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展开积极探索。对于中国社会心理学而言，这十年既是学科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直面自身危机的深刻反思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来路、审视当下、展望未来，不仅是对社会心理学学科命运的关切，更是对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及如何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期盼。

　　成绩：在时代浪潮中积蓄力量

　　过去十年，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在“社会转型”实验室中淬炼成长的十年，发展成绩斐然。

　　理论建构上，本土化原创性探索渐成气候。在人格研究领域，研究者提出的中国人人格结构七因素模型，打破了西方“大五人格”理论的垄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的中庸实践思维体系，得到了更多实证研究的检验和拓展；基于中国文化的“奋斗实践”研究，为国际心理学贡献了以“目标提供方向、过程提供体验、意义提供深度”为核心逻辑的原创性理论；我国学者提出的“关系化与类别化交织”理论，既回应了本土社会结构、民族关系等现实问题，又与西方社会认同理论形成对话。

　　议题拓展上，紧扣中国社会转型脉搏。在社会心态方面，研究从概念界定转向系统测量，《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的持续出版，标志着该领域研究走向规范化与常态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验室”推出的“观世”大模型，为社会心态的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具体研究领域，学界对群际动态的新理解、社会排斥理论的延伸、社会感知的维度建模，以及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青少年抑郁的奖赏机制、群体性事件的心理机制、权力腐败的认知基础、社会变迁中的孝道观念演变等议题均开展了系统研究。

　　研究方法上，数字化转型赋能学科发展。十年来，中国社会心理学紧跟国际前沿，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数字化、技术化转型。在方法论创新上，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传统研究方法深度融合：探索大语言模型（LLMs）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具身认知理论指导下的AI研究范式，推动学科向“神经—心理—社会”多层面整合发展。同时，研究工具的本土化成效显著，一批具有文化适应性的研究工具投入使用，解决了西方量表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水土不服”问题。

　　现实应用上，服务社会发展渐成共识。研究者对艾滋病污名、农民工偏见、腐败者心理等重大现实问题的系列研究，真正做到了“立足中国本土，瞄准国际前沿”；对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心理健康、社会治理的研究，则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这些研究不仅产生了学术影响，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使社会心理学正走向“实践科学”。

　　国际对话上，从学习者走向对话者。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特别是中国学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跨文化适应等研究中主导国际合作项目，将中国视角融入全球社会心理学对话。更重要的是，研究的“问题意识”正在发生变化：从单纯追随西方热点，转向带着中国经验参与国际对话。这种“双向互动”的国际合作模式，在全球南方国家形成示范效应。

　　反思：双重困局的深层根源

　　然而，繁荣之下隐忧犹存，可概括为“既在主流学术阵营中被边缘化，又在中国当今社会变迁的实践中失语”。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两难困局是制约学科发展的核心矛盾。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和学科竞争的加剧，中国社会心理学者面临着尽快以西方认可的方式在国际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深刻形塑了学科的研究取向。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当研究主题、内容和方法过度追随国外潮流时，对自身社会的关注必然受损。其结果是，大量研究虽然在方法论上日益精致，却与中国社会现实渐行渐远。这种研究将活生生的行动者从其丰富的转型社会特征中剥离，简化为高度同质的原子式个体，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由此被放逐。

　　与此紧密相关的是重理论与重应用的研究策略纠结。一极是将社会心理学往认知心理学乃至认知神经科学靠拢，这类研究可以较快地产出成果，但也面临“神经研究替代甚至凌驾完整动态的生命活动研究”的风险。用精致的方法获得小范围内的准确结论，虽提升了学科的内在美感，却丧失了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理论想象力和实践影响力。另一极是应用研究，大量受过社会心理学训练的研究者进入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从事应用研究，其成果固然具有现实价值，却可能逐渐疏离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根基。与此相关，尽管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但“研究成果转化难”的问题依然突出。部分应用研究存在“应景化”倾向，对策建议缺乏可操作性；还有些研究与政策制定、社会实践完全脱节。更深层的危机在于，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维度被弱化，尚不能充分解决国家重视的社会治理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心理健康问题。

　　此外，学科体系建设滞后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社会心理学尽管本土化理论成果丰硕，但仍缺乏类似欧洲社会认同理论的“元理论”，现有理论多聚焦特定领域（如人格、群际关系），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部分研究存在文化标签化倾向，简单将“中庸”“关系”等文化概念作为自变量，缺乏对其心理机制的深度挖掘；还有些研究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未能提炼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同时，相较于心理学其他分支，社会心理学在学科定位、学位点设置、学术期刊建设等方面仍显薄弱。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交叉融合的必然趋势，但当前跨学科合作仍处于“浅层对接”阶段。学科壁垒导致研究视野受限，难以应对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复杂议题带来的跨领域挑战。

　　展望：以文化自觉铸就“社会之魂”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中国社会心理学如何走出困局？如何推进和深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第一，以本土化推动国际化，实现双向互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困局，最终的解决之道不是二选一，也不是排定优先顺序，而是两者的深度融合。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紧跟国际前沿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又要以中国社会转型为背景，发展具有文化自觉的研究议题。即坚持“文化植根性”与“理论普适性”的统一，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其中，跨文化研究是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路径。在此基础上，将具有华人特色的心理维度发展成具有文化普适性的内容，最终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现一起构成更全面的整合理论。

　　第二，面向社会现实，深耕转型中国的心理议题。未来研究应从“应用西方理论”转向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逻辑与机制；紧扣“国之大者”，既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又重视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心理问题。在个体层面，深化道德判断、自我认同、心理健康等研究，为国民素质提升提供支撑；在人际层面，关注新型干群关系、利益关系、群际冲突化解等议题，助力社会和谐；在群体层面，加强社会焦虑、公共危机事件、网络集群行为、社会阶层流动的心理机制研究，为社会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尤其是数字时代社会认知能力的演化、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体验”与心态模式、中国社会的群体地图等，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领域。

　　第三，着力建构核心理论，超越零散的经验研究。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在关注自身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更要着力建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核心理论。可以参照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和其他国家的建设经验，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探索。时间维度有三个参照点：社会心理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空间维度也有三个参照点：北美、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一方面，要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实践中提炼标识性概念，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现象、具有全球启发性的原创性理论模型；另一方面，要加强理论整合，推动分散的领域理论向“元理论”升级，形成系统性的本土化知识体系框架。

　　第四，加强学科建设，培育有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在教材建设上，着力激发学生利用最新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兴趣，将重点放在研究方法、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文化偏差上。在学科设置上，应争取社会心理学独立的二级学科地位以及独立的硕士、博士学位点设置。在研究取向上，鼓励社会学取向和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加强对话与合作。在学科融合上，推动其与神经科学、环境科学、社会生态学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科学等深度融合。此外，加强研究方法的本土化、智能化改造，开发适合中国文化的测量工具与分析模型也至关重要。

　　第五，推动平等式国际合作，从参与者走向引领者。一方面，通过主导国际合作项目、在顶级期刊发表原创成果等方式，将中国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知识，增强其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学术交流，构建“南方视角”的社会心理学对话平台。

　　时代的召唤与学科的责任同样清晰。站在十年筑基的底座上，中国社会心理学应坚守“中国立场、时代站位、世界眼光”，抓住AI与人机互动的发展机遇，回应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担当中国发展、彰显中国智慧，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大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