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已有30余年之久,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均缘起于中亚。随着合作议题的不断拓展,单纯依靠双边渠道已难以高效回应区域层面的发展需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选择以中亚五国为整体对象,采用“C5+1”定期会晤的形式,推动形成稳定的多边协调机制,以提升中国与中亚五国间的政策沟通效率和合作持续性。在多极化的合作框架中,中国—中亚机制凭借精神、机制、项目三个层面的创新突破,呈现出不同于现有区域合作的制度特征,实现了从价值共识到制度保障,再到实践落地的整体推进。
价值共识与机制创新的基础
从机制设计角度看,中国—中亚机制较为突出的特征,在于其明确的价值导向与发展趋向。中国在该机制中始终强调主权平等、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避免将合作嵌入排他性或对抗性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亚国家在大国合作中普遍存在“邻避效应”的担忧。
2025年6月,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阿斯塔纳举行,峰会通过《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正式提出“中国—中亚精神”,其核心内涵为“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这一表述并非抽象的价值宣示,而是在实践中为多边机制的长期运行确立基本行为准则,为合作各方提供清晰、稳定的预期框架。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中国与中亚五国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条约将双方长期坚持的合作原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它将中国—中亚机制制度化,并承诺通过对话而非武力解决争端,为多边合作机制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正是在精神引领与条约保障的双重支撑下,中国—中亚机制得以从双边互动走向多边制度化。这一机制不再依赖短期政治推动,而是具备了持续运行、不断扩展的制度条件。
中国—中亚精神与《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结合,使合作原则具备了明确边界和法律约束力,从而降低了多边合作的不确定性。这种以制度方式化解结构性疑虑的做法,体现出以制度可信度替代政治承诺的构建思路。同时,中国在中国—中亚机制中明确将“共同现代化”作为合作目标,将自身的发展能力与中亚国家的现实需求进行制度化对接。这一设计使机制始终围绕发展议题展开,避免陷入空泛对话或象征性合作,从而为后续机制实体化和项目落地提供清晰的方向指引。
中国—中亚机制转向常态化治理
在确立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共识之后,中国对中亚合作的推进并未停留在政治宣示层面,而是迅速进入制度构建与运行落实阶段。这一转向在实践层面体现出中国在区域合作中一贯坚持的理念,即通过制度化安排将共识转化为可持续的合作能力,使合作不依赖于单次外交推动,而是能够在常态化框架下持续运转。
中国在中亚推进多边合作并未简单照搬既有模式,而是结合中亚地区合作议题的复杂性与现实需求,对多边机制的运行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具体而言,其出发点并非追求机制的形式完备,而是强调制度是否具备协调议程、推动落实和持续反馈的实际功能。这种以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制度思维,构成了中国—中亚机制的重要特征。
围绕这一目标,中国搭建起以元首峰会为战略引领、以常设机构为运行支点、以部委对口机制为执行载体的多层级合作架构。从其实际运行状况来看,通过把峰会共识嵌入制度结构,中国与中亚合作不再局限于会议周期,而是转化为贯穿年度、跨部门推进的连续过程。特别是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的设立,使相关议题得到有效统筹和跟踪管理,合作重点得以在不同领域间协调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机制的稳定性与执行能力。
与此同时,在“C5+1”框架下,经贸、能源、农业、人文等领域的部长级对话机制逐步形成,推动合作从顶层设计延伸至具体政策协调与项目实施层面。这种纵向贯通的制度安排,使中国能够将抽象的外交共识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行动,也为各类合作项目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依托。通过这一过程,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实现了从“外交事件”向“制度结构”的转变,使区域合作逐步嵌入常态化治理轨道。正是在机制运行逐渐稳定的基础上,中国开始更加注重合作成果在社会层面的具体呈现。制度的实体化不仅提升了政策协调效率,也为更具针对性的合作方式创造了条件。
“小而美”:区域合作的现实支撑
在中国—中亚机制实现实体化运行的基础上,双方合作重心开始进一步向具体执行层面延伸。在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中,“小而美”项目作为由相关部委对口机制统筹推进的实践项目,很好地嵌入既有机制框架之中,将宏观共识和制度安排转化为社会层面可感知、可持续的实际成效。
“小而美”项目强调精准对接中亚国家在教育、农业等基础民生领域的现实需求,在规模控制的前提下提升实施效率和社会接受度。这类项目不追求象征性规模,而注重快速落地和明确的受众,使合作成果能够在基层社会中形成直接反馈,从而夯实机制运行的社会基础。
从现实效用角度来看,“小而美”项目的价值并不在于单个项目本身,而在于其发挥的连接作用。一方面,它依托“C5+1”框架下形成的部委对口机制,确保政策协调和资源配置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它通过去政治化、低敏感度的实施方式,将机制成果植入日常社会运行之中,降低合作阻力,提升项目长期运行的可持续性。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中国通过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为该国300多所学校约10万名学生提供强化面粉和营养餐支持。这一项目并不涉及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不承载复杂的政治象征,却直接改善了吉尔吉斯斯坦学生群体的营养状况,反馈周期短,社会反响积极。相关项目由“C5+1”框架下的部委对口机制协调推进,具有清晰的制度来源。再有,吉尔吉斯斯坦“鲁班工坊”项目也深受欢迎,它主要为当地水电站培训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塔吉克斯坦官员对该项目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总之,“小而美”项目并非对宏观合作框架的替代,而是中国—中亚机制向下延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阶段,这种由机制牵引、以民生为支点的落地模式,已经显示出较为稳定的运行效果,从而为中国与中亚合作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现实支撑。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