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是驱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推动经济结构的深刻变迁，也为实现长期增长提供不竭动力。科技创新重在鼓励自由探索与首创精神，需要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为制度支撑；产业创新则依赖于企业家精神与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需构建支持“创造性破坏”的制度环境。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源头活水，基础研究催生科学发现，应用研究引领技术突破；产业创新则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带来的经济增长又为科技创新提供财力保障。二者的协同推进，有赖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厘清科技创新的驱动机制、产业创新的实现路径及其深度融合的制度条件，对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政策意涵。
从自由探索到国家主导的组织化协同
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经历了从个体自由探索向国家主导的组织化协同演进的历史过程。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重大突破多源于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个人兴趣与好奇心驱动。然而，技术复杂性的提升及资金投入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促使国家在科技创新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在二战期间启动的曼哈顿工程，首次实现了大学、科研机构与军工企业的跨组织协同，奠定了大科学体制的制度基础。范内瓦·布什提交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从“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转型，形成了联邦政府、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率先发射成功，深刻触动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意识，进而催生了任务导向型科研组织形式的兴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及贝尔实验室等机构的设立，标志着国家力量对科技创新介入强度的显著提升。DARPA在互联网、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长期布局，充分体现了国家作为创新发动机的重要作用。阿波罗计划更是动员了120所大学、2万家企业、400万人参与其中，展现了国家在整合资源、组织协同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科技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竞争愈演愈烈。大国竞争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机制，国家在战略前沿领域的组织协调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市场失灵严重、投资回报高度不确定的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领域，国家作为创新组织者和长期投资者的角色不可或缺。只有构建起多主体协同推进的新型举国体制，才能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持续突破的制度优势。
企业家精神、制度环境与超大规模市场的协同
产业创新的本质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与商业化。“发明”并不等于“创新”，唯有将技术发明引入生产体系并实现市场价值，才算完成创新过程。产业创新首先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市场机会识别与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既有市场格局，推动新产业诞生与扩散。政府需在创新周期中最不确定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制度供给和风险分担机制，帮助企业跨越从技术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死亡之谷”。超大规模市场是我国产业创新的独特优势，通过需求牵引机制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
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引导企业家精神配置于生产性创新活动。政府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金融支持等制度环境，激发企业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形成制度、企业家精神与产业创新之间的正反馈循环。我国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时期，构建激励创新的制度生态尤为迫切。
超大规模市场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和试错空间。庞大且复杂的市场需求体系，既包括居民消费需求的多样化，也涵盖产业需求的升级迭代。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结构，促使企业进行差异化产品创新和工艺改进，形成“需求引致创新”的内生机制。与此同时，超大规模市场还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降低研发成本和创新试错成本，加速技术扩散和产业化进程。企业间的激烈竞争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创新效率持续提升。在此过程中，消费者不仅是产品的使用者，也是创意提供者和创新反馈者，其参与深度直接影响技术迭代的速度与方向。
因此，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以需求为牵引、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创新体系，是我国抢占全球产业创新前沿、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
从割裂到协同的系统重构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环节。然而，科技创新领先未必带来产业创新优势。历史上，日本率先突破液晶显示技术，却由韩国和中国台湾主导实现产业化；英国在克隆技术和基因研究领域长期领先，却由美国通过风险投资和快速审批机制主导生物医药产业化进程；欧洲光伏技术研发起步早，其产业化却由中国实现规模化突破。这些案例表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存在转化鸿沟，唯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二者之间的梗阻，才能实现从技术领先向产业竞争优势的转化。促进二者深度融合，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制度设计。
第一，改革教育科技评价机制，强化技术转化导向。当前，我国大量基础研究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产业化转化率偏低。亟须构建涵盖技术工程化、商业化、规模化全链条的评价体系，将成果转化实效纳入科研人员考核核心指标，激励科研人员面向市场需求开展研发活动。
第二，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构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融合生态。政府应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制定中长期科技产业融合发展规划，主导基础研究投入，降低企业早期研发风险；建立跨部门科技创新协调机制，打破科技、产业、财政、金融政策“条块分割”的局面，打通从实验室到中试再到产业化的融资链条；推广“科学家+企业家”双负责人制，提升成果转化激励强度；搭建用户反哺创新平台，推动技术迭代与行业标准协同演进。
第三，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需求牵引型产业化加速机制。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业链为依托、制度创新为保障的产业化提速体系，实现“需求驱动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市场”的良性循环。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采用“揭榜挂帅”机制引导企业联合攻关，发挥“链主+专精特新”产业链协同效应，推动头部企业开放供应链场景，中小企业在模块化创新中实现突破。同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采用“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模式，设立创新容错基金池，对长周期核心技术攻关给予风险容忍空间，确保关键领域研发持续投入。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程度，直接决定我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竞争位势。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技术革命浪潮都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崛起，也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机会窗口。然而，窗口期同样伴随着先发国家的技术封锁与竞争压制。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唯有保持战略定力，以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方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科技与物质基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理念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24&ZD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Copyright © 2011-2026 by www.cssn.cn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