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天下国家”承载着家国同构、天下一统、德治为本、民本为重的政治智慧。当下，如何赓续天下理想与回应国家现实、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文明底蕴与现代变革、提供中国版本的世界理论，已成为政治学界需要回应的重要命题。对此，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政治学评论》编辑部近日举办的“天下国家：当代中国政治的文明底蕴与现代变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研讨。

　　“天下国家”的标识性概念

　　在讨论“天下国家”何以重要这一问题时，与会学者显现出不同的思考路径。复旦大学教授苏长和认为，“天下国家”作为重要的标识性概念，是一个高于国家又外在于国家的抽象政治概念。它既可以是狭义政治学所研究的作为文明现象的“天下国家”，也可以是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天下国家”及其关系得到有效治理的“天下国家秩序”，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对代表文明、公道、正义的“天下”的肯认与追求。

　　清华大学教授杨雪冬则从时代挑战切入讨论。他认为，相关讨论是对全球化进入平台期的回应，反映了国家作用的凸显与国家的韧性。在不确定性上升和安全议题泛化的背景下，既可能出现“天下国家”这类更大的共同体，也可能使得现有政治共同体进行自我强化，国家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将作为保护者对抗全球化的风险与冲击、作为协调者整合多元价值。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向民认为，全球化是“天下国家”概念引起共鸣的重要背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更大的外部性问题，“天下国家”理论可以为消除这种外部性提供启发。

　　对于“天下国家”概念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其研究边界也受到与会学者关注。北京大学教授张静认为，传统天下观反映了古人对内外秩序的一种理想形态的构想，近年来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在关于共同体、国家认同的讨论中受到关注。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构想的核心是基于私人关系或家的关系展开的，而现代的公共关系则必须建立一系列抽象的标准。因此，如何通过私人关系的扩张来说明公共关系，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展开充分讨论。

　　“天下国家”的全球治理意涵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挑战与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就，构成了“天下国家”议题得以激活的时代背景。吉林大学教授周光辉主张，通过找回文明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在文明演化的古今之变中揭示连续性，在文明共生的多样性中揭示普遍性。

　　复旦大学教授陈明明认为，由“天下国家”的主题可以引申出理解中国的三个关键词：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国政治的统一性以及中国变革的现代性。这三点共同构成了观察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个分析框架。讨论中，南京大学教授郭忠华、复旦大学教授汪仕凯探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独特性及其现代政治文明内涵；中山大学教授肖滨、浙江大学教授郎友兴则聚焦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分析中国发展的新理论框架。

　　“天下国家”的全球治理意涵与中国对文明多样性的贡献得到阐发。浙江大学教授余逊达提出，在中国文明中，“大国”不是单纯的地理面积或国家实力，而是承载着对自身文明特性的肯定与对道德责任的追求。因此，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高度强调大国责任；二是主张“修身为本，德化天下”，即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三是注重具体问题的解决。复旦大学教授郭定平则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政治发展切入，考察西方政党政治衰败的原因和全球南方政党政治发展的特点，分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于丰富全球政党政治文明多样性的重要贡献。四川省委党校副教授余霄从语义学视角分析了中文语法特质对天下观的塑造。中文天然具有“共格”，可以表达共识、共在、共生，这是汉语能够承载“天下共在”秩序的先验语言基础；而拉丁语等印欧语言中没有“共格”，这使得受其影响的语言难以承认他者的共在，最多只能将他者转化为对话对象。

　　提供“中国版本的世界理论”

　　强调“天下国家”之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意义，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重点。南京大学教授张凤阳表示，中国正稳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内在包含着向国际社会提供一种“中国版本的世界理论”的任务。这种理论不仅要对正在发生的世界变局有现实评估，而且要有一个关于良好世界的规范性建构。他认为，构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世界理论，不能强求一个“厚版本”，而应在方法论上寻找“薄版本”，尽力寻找多元文化中的交叉点和共同点，并以“和平发展”作为寻求重叠共识的论证重点。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徐勇聚焦概念分析讨论了“天下国家”的代际转换及其如何在知识体系中确立位置等问题。徐勇提出，第一代“天下国家”概念以道德为基础，构建起中心—边缘的差等秩序，核心理念是义，必须做到“为天下”；第二代“天下国家”概念以主权国家为基础，构建世界平等秩序，核心理念是利，在利益竞争的主导下产生了霸权体系；今天重提“天下国家”，正是试图从中华文化中寻找理论资源，以应对现实的问题。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关于“天下国家”的讨论关涉如何对待传统、对待西方、对待中国实践，如何避免陷入相对主义与自我中心主义的陷阱，如何寻求学科共识等底层问题，这些问题将长期伴随中国政治学的自我更新与自主发展。政治学真正的出路，在于通过新问题、新材料、新视野，回到当下真问题，在参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学术功能与社会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