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5 年，东北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重要前哨，抗联武装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游击抗敌的同时，一批“笔杆部队”以报刊副刊、画刊、广播、木刻年画等为阵地展开隐蔽而韧性的文化抗争。通过系统梳理东北文化抗战的主要载体、实践策略与历史影响，可以探讨文化抗争在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价值。

　　文化抗战的主要载体

　　文学副刊：隐蔽的舆论传播阵地。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对新闻出版实施严苛管制，民办报纸的文学副刊因“边缘性”特质，成为文化抗战的隐蔽阵地。这些副刊均以“短小精悍、易于传阅”为核心原则设置栏目，普遍开辟“短评”“诗歌”“小说”“译丛”等板块，内容直指日伪殖民谎言与民众生存困境。为规避日伪“连坐”迫害，编辑群体实行“单线联系、异地供稿”制度，以长春《大同报·夜哨》为例，该栏目的主编罗烽就专门负责与省委文委书记姜椿芳对接，左翼作家萧红、萧军则通过读书会完成稿件交接，这种分散化运作模式让日伪难以“连根拔除”。

　　画刊与木刻年画：视觉符号的抗争实践。由于具有直观易懂、受众广泛的特质，画刊与木刻年画等视觉载体成为东北文化抗战的重要补充，以不断揭露日军暴行，在民众中构建起“抵抗—觉醒”的视觉认知。沦陷期东北的画刊多依托报纸副刊存在，以摄影、漫画、速写为主要形式。如1936年4月，金剑啸、姜椿芳接办的《大北新报》画刊副刊，通过纪实摄影呈现日军侵占后的城镇废墟，以漫画讽刺日伪“王道乐土”的谎言。此类画刊虽存续时间短，但凭借视觉冲击力成为唤醒民众抗争意识的无声檄文。在画刊之外，木刻作品也成为文化抗战的主要形式。此外，还有创作者将木刻与年画结合进行抗战宣传。鲁艺木刻团成员彦涵、胡一川等在深入延边、磐石等抗联根据地后，就将木刻艺术与民间年画结合创作出《军民合作 抗战胜利》《打倒日本狗强盗》等作品。这些年画将传统门神与抗联民兵之间进行符号嫁接，在保留驱邪纳福民间寓意的同时注入抗战主题，在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期间张贴传播。日伪察觉其动员作用后，曾下令“严禁私印门神，违者以‘扰乱治安’论处”，但仍无法阻止年画在民间的秘密流传，隐性的年画抗战就此形成。

　　广播与进步图书：声波与纸页的传播突围。抗战期间，广播和进步图书亦是文化抗战的主要方式，其与报纸副刊、木刻年画等载体共同构成东北文化抗战的立体传播网络，实现了针对不同群体的覆盖。沦陷期东北的地下广播多以“文艺社团”为掩护，规避日伪监听。1935年成立的哈尔滨口琴社便是典型代表，口琴社表面开展口琴教学，实则为中共地下电台，每晚19:30—20:00以音乐节目为掩护，播放《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这些歌曲虽无直白抗战语句，但旋律中的激昂情绪与爱国内核，成为沦陷区民众的精神慰藉。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夜哨丛书出版社等地下出版机构，将东北作家创作的《兴安岭的风雪》《呼兰河边》等作品结集为单行本，秘密发行至关内。这些图书不仅记录了东北沦陷后的苦难与抗争，更成为连接沦陷区与关内的“精神纽带”。

　　文化抗战的主要策略

　　隐喻性表达是文化抗战的主要表达方式。为规避日伪文字审查，东北文化抗战普遍采用隐喻化表达，通过自然意象、家庭伦理、荒诞场景构建叙事。具体包含以下几点，一是“寒地美学”的地理隐喻，比如《大同报·夜哨》《国际协报·文艺》等副刊作品，常以“雪”“霜”“冻裂的土地”等极寒意象影射殖民统治的冷酷。例如，在萧红的作品《王阿嫂之死》中有一句“草叶和菜叶蒙盖灰白的霜”，灰白的霜既是东北冬季的自然描写，更是沦陷区民众生存困境的象征。二是家庭伦理的民族寓言。在罗烽的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中，父子冲突就是民族矛盾的影射。三是以荒诞场景解构日伪宣传。部分作品以“时间停滞”“疯癫叙事”等解构日伪造就的“乐土”“神话”。

　　笔名是文化抗战作者自我保护和群体集结的主要途径。面对日伪的持续迫害，东北文化抗战群体通过笔名来进行身份掩护与阵地转移，确保抗争活动不中断。例如萧军（三郎）、萧红（悄吟）、金剑啸（巴来）等作家在文化抗战的作品中皆使用笔名进行署名，如此既能避免个人身份暴露，又能形成隐形的“作者联盟”。读者通过署名风格即可辨识左翼立场，构建起跨越地域的思想共鸣。

　　构建“审查—传抄—口传”的三级传播链条。为突破日伪封锁，文学副刊形成了“审查—传抄—口传”三级传播链，每一链均围绕“规避管制、扩大覆盖”展开。一级是审查突围。为应对伪满《出版法》“副刊须提前三日送审”的规定，编辑群体在编辑时会采用“留白修辞”“倒装句式”“冷嘲手法”等进行文本的修饰。二级是传抄扩散。在副刊、画刊等印发之后，很多组织的读书会骨干会手抄扩散，如沈阳兵工厂、哈尔滨皮鞋厂的读书会骨干在每期抗战报刊发行后，会手抄10份分送工厂车间、学校及抗联密营。三级为口传落地，为躲避日伪审查、扩大传播范围，夜校教师、抗联交通员将副刊内容改编为“顺口溜”“大鼓书”，在集市、庙会、山林等场景扩散。

　　文化抗战的影响

　　从“精神火种”到“全民动员”。文学副刊、画刊、广播等载体以“苦难—觉醒—抗争”的叙事模式，使沦陷区民众第一次系统接触抗日话语。1945年东北抗联档案显示：1943—1945年，沈阳、长春等地青年参军比例显著上升，与文化传播的深入呈正相关，证明文化抗战为武装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文化抗战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对殖民话语的祛魅，让民众认清日伪殖民本质，为抗联武装斗争提供了精神支撑。

　　东北作家群的崛起与美学贡献。萧红、萧军、罗烽、白朗等作家在副刊撰稿、剧团演出、读书会交流中，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在沦陷区成长、以抗战为主题的作家群。“寒地美学”“苦难叙事”“冰雪中的希望”等独特风格，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鲜活的东北经验，并影响了之后解放区文学的创作方向。

　　文化记忆的再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以《大同报·夜哨》《国际协报·文艺》等副刊作品为底本，将零散的文化抗战文本转化为系统的博物馆叙事，实现历史记忆的传承。新时代以来，各地依托副刊旧址、作家故居等资源打造红色旅游线路，通过数字技术将《兴安岭的风雪》等作品转化为VR体验项目，让文化抗战资源在当代焕发出新活力。

　　1931—1945年的东北文化抗战以多元载体构建起隐蔽而坚韧的精神防线，证明文化抗争与武装斗争同等重要。它既是沦陷黑夜中照亮民众的“微火”，也是指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长明灯”。在全球化语境下，持续挖掘、转化与传播这份遗产，不仅关乎历史认知的完整性，更关乎文化自信的培育与传承，能为当代中国应对文化挑战、凝聚民族精神提供重要启示。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