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谢启昆《小学考》把传统小学文献划分为文字、音韵、训诂和音义四种类型，汉语音义学由此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汉语音义学学科建设是一个绕不开的学术环节，汉语音义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积极的时代意义。

　　理论建设：

　　溯源汉语音义思想，彰显中华语言哲学的独特智慧。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思想家就已开始对语音与语义间的关系展开了极具东方智慧的思辨。“《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这句话体现的不仅是对社会标准语的推崇，更彰显着对当时语言音义匹配关系稳定性与规范性的社会治理自觉。孔子客观地看待语音语义之间关系的可论证性特征，并且利用这种特征表达类似“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的治国理念。孔子敏锐地察觉到，音变构词产生的多音多义现象，能够被用于修饰辞藻，增强表达效果，有助于礼治的施行。“貉之为言恶也”（《说文解字》“貉”字条引孔子曰）、“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孟子·滕文公上》）之类的表述就是这种思考的体现。这种把音义关系内化于社会治理实践的创见，为汉语音义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哲学根基。

　　引入音义匹配逻辑视角，推动传统小学的现代转型。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通常被称为“小学”研究的三大支柱。而在实际运作中，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逻辑支点，三者通常自处一隅，彼此无法关联成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汉语音义学的兴起，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统摄全局的观察视角：它不只满足于对孤立字词的注音、释义，而是将语音、语义的匹配关系视为一个有机关联、动态调控的系统。它既关注异读别义、义同换读等深层次问题，更致力于揭示语音语义匹配的内在机制。汉语音义学研究不仅显示了民族特征鲜明的小学研究格局，而且标志着中国传统语言学从经验总结向学科理论建构的转型。这种创新性发展，正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人文科学领域最具活力的科学实践。

　　构建音义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传统学术的国际对话能力。探讨自然语言中的音义关系，语言学界一般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为逻辑前提。索绪尔的目标是构建普适性语言理论，主要语料来源却是印欧语系语言（尤其是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日耳曼语族语言等），缺乏对汉语（特别是古代汉语）音义关系特点的精深分析。汉语拥有类型众多且被活态传承的方言语料，积累有从商周绵延至今的海量文献，更不乏《方言》《经典释文》《切韵》等蕴含历代汉语丰富音义信息的经典著作。基于巨量历史语料的汉语音义学研究，无疑为科学地完善和丰富既有音义关系理论提供了可能，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

　　方法创新：

　　音义学研究推动学科融合，打造新文科建设示范领域。作为由文字、音韵、训诂、语法及文献学等多门学科知识体系融合而成的交叉学科，汉语音义学堪称“新文科”建设的典范。结合字形特征、历史音变和字（词）义训诂，综合运用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还原文本细节，借助语法学手段剖析音变与词类转换的关系或机制，汉语音义学研究强调在语境中审视音义匹配信息。这种跨学科的深度协同，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壁垒，为新文科背景下的学术探索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成功案例。

　　技术赋能推动音义学研究，开创数字人文研究新路径。利用XML技术扩展标记语言，对所涉文献之字形、音注、释义等百余个属性字段进行系统性的深度标注，新时代的汉语音义学研究积极融入前沿科技，实现了专业知识向可计算结构化数据的有机转化。目前，“中日韩汉语音义文献数据平台”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该平台收录了总字数达1.6亿的语言材料，成功实现了“一形一音一义”的规整化处理，并支持大规模音义文献的自动标注与匹配。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的研究范式，原本碎片化的音义材料得以在结构化、系统化的框架中被重新激活：在数千年语言演进历史中，汉语音义关系蕴含着连续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

　　音义学研究推动范式革新，建立历时音义关系表达体系。通过构建涵盖异体、俗写、通假等关系的“变异汉字数据库”，结合“音韵地位自动标注系统”，汉语音义学实现了不同时空维度的全域覆盖。研究者不仅可以深入探究汉语历史音义关系，还能够利用系统提供的形音义综合信息开展“方言考本字”的工作，从而实现现代方言活态语料与传世文献的有机对接，深刻揭示闽、粤、吴等十大方言区数百种方言的历史渊源。这种古今贯通、表里互证的研究范式，既彰显了中华语言文化“多元一体”的演化特征，又为文化传承与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实践深化：

　　音义学研究有助于激活古籍的当代价值。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浩如烟海的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语音的变迁与词义的分化却成为阻碍大众正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鸿沟。汉语音义学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码器”的作用。通过引入“青典古籍数字化系统”和针对音义文献的标记集与Schema框架，汉语音义学研究能够有效破解“读不准、看不懂”的难题，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从书斋走向大众，转化为全民向上向善的精神动能，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音义学研究有助于语言文字规范化工程建设。语言文字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载体。基于“十五五”规划关于提升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的要求，汉语音义学研究直接服务于教材编写、辞书编纂及语言标准制定等基础工程。通过深度整理古代音义文献，以及对具有复杂音义匹配关系的字（词）进行个案研究，我们既可以理顺汉语言文字的历史发展脉络，还能有效纠正长期存在的音义错配现象，从而为现代汉语的精准表达与标准化传播以及国际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在这个意义上，汉语音义学无疑是构建国家语言文字高质量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石。

　　音义学研究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乾》）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中国历代学者对“雅言”和“通语”的追求，究其实质，是对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的文化自觉。通过梳理语音语义匹配关系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发展轨迹，汉语音义学研究可以清晰地呈现中华文化“同源共流、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研究证明，尽管古今语异、方言参差，汉语核心音义系统的连续性却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这既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内在统一性，更在情感上唤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对母语文化的高度认同。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今天，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通过聚焦汉字（词）错综的“形—音—义”关系，汉语音义学为揭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创新性提供了多维的观察视角，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无可替代的重要基石。真正的文化自信，根植于对本民族语言逻辑的科学理解和深度把握。汉语音义学研究的当代价值，不仅在于对典籍文献的深耕易耨，更在于通过对语言“底层逻辑”的重构，为中国式现代化培根铸魂。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的历史新起点，我们更加深刻地体认到：语言文字的逻辑深处，蕴含着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核。在阐发中华文明精髓的过程中，通过汉语音义学研究的当代重塑，我们必将建立起既具有中国气派又能回应世界关切的语言文化高地，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磅礴的学术力量。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日、韩汉语音义文献集成与汉语音义学研究”首席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