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书房中用最新的计量模型处理来自统计年鉴的农地流转数据，试图推演出“最优效率方案”；研究者在村庄的稻田边匆匆拍几张照片，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办公室坐坐，便完成田野调研任务，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这是当下社科研究的两幅常见剪影。一边是“书斋”里的模型推演，一边是“田野”里的走马观花。为什么那么多标榜“经世致用”的研究，最终既走不出书斋，也进不了真正的田野？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近日展开了一场关于社科研究“脱离现实”问题的走访调查。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的观察中，一种被称为“书斋化”的研究倾向正在蔓延。所谓“书斋化”，就是研究者依托书本、文件、二手数据等文本资料，闭门造车地设置议题、推演论证，最终得出的结论，看得见，却摸不着。

　　这种“悬浮”表现在多个层面，如选题脱离国情实际、理论观点先行、概念晦涩堆砌等。一些研究看似用了前沿技术，论证的却是“人需要吃饭”“市场影响价格”这类常识性问题。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邴正把这种现象的根源指向了科研体制的“泛功利化”。项目立项、论文发表、人才帽子、职称晋升——整个学术链被短期绩效驱动着。“非升即走”等制度让青年学者疲于应付出成果，而真正需要长周期沉淀的田野调查，自然成了“吃力不讨好”的选择。

　　一位不愿具名的青年学者向本报记者坦言：“我也想去农村住上几个月，但学院每年考核论文数量，我要是花一年时间做田野，可能连考核都过不了。”他的困境并非个例。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俊飚发现，部分青年学者不深入实地，表面原因是经费不足、吃不了苦，深层原因却是评价体系根本不鼓励“慢工出细活”。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黄晓星用“双重脱节”概括书斋化的症结——与理论脱节、与现实脱节。很多研究要么是“食古不化”，要么是“食洋不化”。结果是，论文发表了不少，课题结题了一大堆，但政策制定者却找不到可操作的参考，普通民众感受不到任何回应。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部长徐勇以政治学为例剖析说，这个学科曾长期陷入“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的怪圈。研究对象局限于国家政治制度等宏大层面，研究方法以制度文本阐释为主，具体的人、鲜活的社会现实被排除在视野之外。在农业经济学领域，一些研究者往往用问卷调查替代田野调查，用统计数据替代真实世界。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罗必良表示，部分研究者陷入“方法的傲慢”——为了追求理论的“易于处理”，不惜牺牲前提假设的真实性。只要模型足够漂亮，结论是不是常识已经不重要了。

　　如果说“书斋化”是闭门造车，那么还有一种更隐蔽也更值得警惕的现象——研究者明明走出了书斋，却只有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调研。他们去了田野、拍了照片、填了表格，却从未真正“走进”实践。邴正把这种行为称为“学术教条主义”——用固定的理论模型去套火热鲜活、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表面上是走向实践，实质上是让现实迁就理论。张俊飚认为，这种“伪实践”的危害甚至大于单纯的“书斋化”。那些“悬浮化”的打卡式调研，既浪费科研资源，又误导学术判断，还会引发学术界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信任危机——农民不再相信学者，学者也走不进农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张俊飚分析认为，从学者个人看，追求经费投入最小化、时间成本最低化的功利心态在起作用；从管理部门看，“重形式、轻过程”的考核导向，让学者宁愿跑多条线“打卡”，也不愿沉下心来深耕一个点。从学术共同体看，“重广度、轻深度”的评价认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浮躁风气。在王春光看来，“形式主义的田野”是官僚主义在社科研究领域的投射。部分学者把自己“官僚化”了，把走基层当作“检查工作”而非学术调查。同时，大量研究项目由上级下达且要求短时间内完成，社科研究被“工具化”“功利化”，方法论上误将简单的考察等同于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

　　徐勇补充说，这种“唯方法论”的倾向，让一些研究者对方法和数据的关注远超对问题本身的关注。在他们看来，只要方法科学，结论是常识也无妨。黄晓星把这种倾向称为“方法的傲慢”。其后果是，研究陷入“精致的无用”——模型很精密、推演很复杂，但结论悬浮在日常生活之上，产生不了任何实际社会价值。

　　罗必良带领团队深入四川崇州，开展了一项长期跟踪调查。他们没有满足于发问卷、跑数据，而是在当地扎下根，了解农业经营的真实过程。基于崇州的实践，他们构建了“农业共营制”模式，直接回应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这一模式后来成为我国农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样板，在十多个省份推广实施。罗必良表示，学者的思想源头不仅在书本里，更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

　　徐勇推动的“田野政治学”是另一个典型案例。这个学派走出传统政治学“从文本到文本”的路径，把具体的人、家户、关系、历史等要素带入国家研究，把实证方法带入政治学研究。这些突破，无一不是从田野中生长出来的。

　　在王春光看来，走出书斋、走向实践，不是可选项，而是社会学等学科的“本色和底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不断变迁的社会人、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脱离实践，连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都把握不住，更谈不上理论创新。黄晓星对此深有感触。“真正的理论创新，从来不是在概念里堆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长出来的。”

　　邴正则从青年学者成长的角度强调，从书斋走向实践，是当代青年学者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实践能让学者感知社会生活的波澜壮阔，体会社会成员的迫切需求，找到学术创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走向实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需要方法论的自觉。王春光提出，学者要带着理论进入实践，但又要在实践中修正和完善理论。带着敏锐的问题意识去田野，围绕内心的疑问与困惑展开调研，而不是带着预设立场去找证据。在调研方法上，要尽量减少行政化的入场方式——通过非正式渠道、生活化互动与调研对象建立信任，既要有“蚯蚓视角”，也要有“鸟瞰视角”。

　　徐勇为田野政治学提炼了一条“行为—制度—原理”的方法论路径。第一阶段从田野调查中发现真实的行为事实；第二阶段由田野行为提炼微观制度体系；第三阶段从行为与制度的关联中探寻普遍原理。这条路径的核心在于“进入田野又超越田野”，既扎根现实具体问题，又能形成规律性认识。罗必良则系统提出了田野调查的三大关键环节：一是在真实世界里找学问，选择那些与常理、权威论断相悖的事件作为研究案例；二是关注现实的约束条件，梳理事件的起因、发展、机制和结果；三是把实例一般化，从具体观察中提炼出能解释更广泛现象的概念、模式和理论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檀学文从实操层面提出，提升自身调研能力，要舍得投入时间和精力；要与基层“打成一片”，在合规前提下与村干部、农户常态化交流；要建立与调研对象的信任协作机制。黄晓星提出，要积极参与政产学研协同机制，借助学者与基层、政府、企业的对接平台，精准把握实践需求。让研究选题、研究过程、研究成果都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确保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和落地性。

　　现实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扎根实践的社科研究具有长周期特征，而现行科研体制却以短周期考核为核心。这意味着，愿意坐“冷板凳”的学者，往往面临项目申报难、个人晋升慢、考核不易过的困境。如何让学者安心把时间花在田野调查中？

　　为此，张俊飚认为，要改革评价机制，鼓励学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具体而言，要完善支持机制，对冷门绝学给予专项经费和长周期支持计划；对“重调查、重数据、重实践、重案例”的研究，设立专门项目、资金、奖项，实施差异化成果评价；设置灵活的评价时间模式，为长周期研究提供充足时间。

　　罗必良表示，必须打破“唯论文”的桎梏，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既要重视学术论文，也要认可政策咨询报告、典型案例研究等实践导向的成果形式。科研管理部门应为田野调查设立专门的调研基金，建立调研基地和长期跟踪点。檀学文认为，需要改革急功近利的科研绩效激励机制，优化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减少科研人员的非研究任务，提升学者自身的调研素养，培养吃苦精神。

　　王春光呼吁，要尊重社科研究发展规律，构筑学术共同体评价体系，营造宽松、包容的学术氛围，为学者提供生活保障和学术支持，推动地方政府正确对待科学调研等。邴正则建议深化科研评价体系和人才政策改革，破除唯论文、唯帽子等偏向，构建以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加大对发现和解决新问题、新理论的评价权重。

　　从书斋到田野，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距离，更是学术态度、研究方法、评价机制的系统性转变。多位学者在采访中呼吁，学者需走出舒适区，放下“方法的傲慢”，以谦卑的姿态面对鲜活的现实；评价体系需摆脱“短平快”的路径依赖，为长周期、深层次的田野研究留出空间；整个学术共同体也需认真思考一个根本问题，社科研究，究竟为谁而做？从书斋到田野，本质上是一场学术范式的深层变革。这场变革的终点，不在某个具体的村庄或田野，而在学问与生命、理论与实践、书斋与世界重新连接的每一个瞬间。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